北大教授钱理群： 　　他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  　　前几年参加《丑陋的中国人》研讨会的时候，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我说，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想写的“中国人史”。从这个角度讲，柏杨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他和鲁迅都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也坚持自我反省。柏杨与鲁迅相比，弱点在于深度不够。他的夫人后来把我这句话带给了柏杨，柏杨后来就写了信对我表示感谢。 　　对大陆知识界来说，柏杨的影响主要在19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柏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柏杨的作品和思想在大陆这边很有市场。  　　北大教授陈晓明： 　　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 　　柏杨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柏杨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柏杨对世俗文化展开最有力的批判在于，他用“酱缸”这一象征意象去概括中国文化的内涵本性。这个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间文化的特色。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柏杨的杂文还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  　　电视评论员梁文道： 　　柏杨功不可没的是启蒙  　　其实我读柏杨的书挺早的，我在台湾读小学时就看过了他的书，当然看不懂。中学时再读，他的文字非常锋利。1980年代他的《丑陋的中国人》给青年人影响最大。柏杨从深处挖掘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局限性，但是单纯考虑民族性是有局限的。他的书像一针清醒针一样。民族性不断有作家提出，它有很大局限性，民族性是特殊年代我们对西方侵略的反应，但柏杨他们直接搬到当下，跳跃太快了。柏杨功不可没的地方就是启蒙，继承了五四精神，尽管方法论有问题。  　　他的史书是文学家著史，个人化东西太多，关注阴谋和权术，这是柏杨和其他著史文学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