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草房山》之后，马平不动声色地推出了一部《香车》。 　　从《草房山》到《香车》，马平把我们从寓言与梦境带到生活现场。他决定改变《草房山》那种对生活的超拔和提升的预设，而采取新写实的日常写作姿态，将目光聚焦在当代中国人时时面对的生活本相，在世俗的本真中求得对生活的审美传达。然而，马平与晚生代作家们（如早期的韩东、张旻、刁斗、朱文等人）毕竟不同。《香车》的现实叙事，并非对庸常的现实生存形态的简单认同、再现和复制，也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唯物质性的或唯物质主义的实利原则的沉迷、追随。潜在的对生活和人性的诗性理解，像马平在《草房山》中所追寻的那样，依然渗透于此文本之中。 　　当今，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与乡村的清冷落寞的强烈反差中，形形色色的物质的欲望，像啤酒的泡沫一般漫溢泛漾。其中，被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鼓动起来的权欲与肉欲的钩挂牵连，不断地向各个层面散播开出欲望永无满足之可能的信息，从而构成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的社会生活氛围。马平的《香车》就是对于这种特定的中国式的社会生活氛围的现实叙事。 　　这是一次叙事策略的改变。惯于写故事的马平不再迷醉于解释历史从而构成内在的隐喻意义，甚至不再迷醉于故事本身。在《香车》中，见不到完整的所谓戏剧性的叙事，只见到叙述中或裸露着或隐蔽着的事件和细节，这些事件和细节构成的是“事实”而不是故事。县政府的小车司机“我”开着车送栾副县长到省城开一个关于环保的会，历时三天两夜。这三天两夜里，小车司机“我”在县城、市里和省城的所见所闻所为，就构成了小说《香车》的全部内容。从出发之前替栾副县长买一盒安全套，到出发后栾副县长专程去黄羊观请谷道士卜卦，再到前往早已破产的罐头厂装上一条娃娃鱼……一系列的事件和细节，疏疏密密地填满了不到七十二小时里不断移动的空间。没有完整的故事，却有许多的“零部件”，即事件和细节。而这些“零部件”都直接间接地与司机和栾副县长的各自不同的个性和欲望有关。 　　要想更加准确地把握《香车》中的一些事件与细节在整个小说的现实叙事中的地位，必须将它们与马平的叙事策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改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香车》的写作中，聪明的马平舍弃了那种全知叙述角度的第三人称叙事（或称叙述人叙事），而采取了一种以自知叙述角度的第一人称叙事（或称人物叙事），即以给栾副县长开车的司机“我”的视角切入所有事件和细节的叙事策略。在这种视角下，所有的事件和细节就分成了两种状况：一种是显现的———明明显显呈现在司机“我”的眼前或直接由司机“我”经历、参与的；一种是隐现的———隐隐约约出现在司机“我”的周围，其中包括“我”听见的以及“我”听不见乃至看不见的。也就是说，欲望，活跃在“香车”内外的物质的欲望，呈现为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疯狂的、压抑的、半疯狂半压抑的欲望，就躲闪腾挪在这现实叙事的显隐之间。 　　“我”和“我”的领导在“香车”内外的所见所闻和所作所为，在明暗显隐之间构成的，与其说是一种生存形态，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氛围。仕途成功、钞票大把、美女如云———一部分人的生活目标、一部分人的虚构幻像，正逐渐汇聚成社会现实氛围。这种氛围，既有对生命的创造性和活力的肯定的成分，又有对生命带来痛苦、给精神造成创伤的成分。也许，这正是马平在生活中强烈感受到的面对欲望双刃剑时的文化困境。揭示这种现实氛围、表现这种现实氛围，而不急于对这种现实氛围作出浅表的、二元对立的判断和评价，这是马平写作《香车》的初衷。于是，《香车》的叙事策略便顺理成章地有了如此这般的改变。由此看来，把《香车》简单地视作一本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来解读，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香车》，马平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