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11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或许确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是“不明真相”的。但为什么连“真相”也“不明”，他们就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暴露出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首先，暴露出政务信息公开与群众的要求严重不对称。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都加大了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并通过传统媒体、网络、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一些群众关心的信息，但由于公开的力度、公开的程度与群众的要求差距较大，导致政府与群众之间仍然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信息渠道不畅通的地步。因此，一旦出现某一方面的问题，就极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都与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畅通、不对称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暴露出官员与群众之间感情基础十分脆弱。我们常说，群众与官员之间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也就是说，官员应当时刻想着为群众服务，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官员早就丢掉了群众观念，对酒桌、饭桌、牌桌、点歌桌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对群众的感情，呆在办公室、宾馆、饭店、棋牌室、娱乐场所的时间远超过与群众呆在一起的时间。久而久之，这些官员与群众之间的感情基础就越来越脆弱。 　　第三，暴露出政府的口号与行动严重脱节。近年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口头禅，逢会必讲，逢文必写。从表面看，似乎这一问题已深入官员头脑。但是，一些官员说的与做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个别人是说着一套，做着另一套，口号与行动完全脱节，并没有真正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他们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群众的诉求、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漠然置之，能胡则胡，能拖则拖，甚至反而认为群众是无理取闹。长期下去，矛盾越积越多，问题越垒越高，导致群众意见很大、想法很多。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群体性事件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发生地的真实社会情形，暴露出影响当地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指出了当地政府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对此，谁更该反思、检讨、改进，也是不言而喻的。 　　□ 谭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