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自己因抢劫被判决18年有期徒刑时，李大伟(化名)长舒了一口气。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近日在急救中心等来了专程前来宣判的法官。法官的宣判意味着———他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 　　这样的情节似乎只有文学作品里才有，事实上，100多年前，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创作的《警察与赞美诗》，也正是描述了一名流浪汉为了躲避在寒冬里流浪街头，想方设法作案以进监狱。 　　再看中国版《警察与赞美诗》，令人心酸，这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产物。试想，如果李大伟在身患重病，家庭又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情况下社会能够担负起基本的保障之责，他就不会走向故意抢劫的路。或者可以说，普通人的社会保障待遇甚至还比不上罪犯，才使得李大伟动了入狱治病的念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伟是无奈的，他也是受害者，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甚至宁愿牺牲自由。 　　然而，当代版《警察与赞美诗》的负面意义还不仅仅限于李大伟个人，更表现在他的罪行对社会秩序所产生的破坏作用和负面影响，他使“犯罪”的侵害性和无辜性变得复杂。他“如愿以偿”给人们带来的是双倍的沉重。 　　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李大伟主演的当代版《警察与赞美诗》并非特例，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困难人群，他们连基本生活保障都难以实现，社会保障也常常将他们遗忘。他们生活艰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我很担心，李大伟的个例，会不会带来复制效应。而李大伟本来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纯朴善良，只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才无奈而主动地去犯罪———本来，我们的社保制度应该防止无辜，伤及无辜的啊。 　　李大伟提醒着我们，加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穷人看得起病，让穷人的孩子上得起学等成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只有从社会保障制度上消除了因病、因贫所滋生的故意犯罪动因，才能避免无辜的人和无辜的社会秩序被无辜者所伤害。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