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 　　在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海南日报记者透过当年戊戌变法改良派阵营中几位人物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及时局的分析，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观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嘱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皇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机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 　　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也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也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他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被捕后候刑期间所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一方面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影响最大。 　　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 　　清廷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可以说是维新派和宫廷之间的桥梁。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促成他次年上疏光绪帝明定国是，他主张破除资格，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建议光绪帝将这些维新志士置诸左右，以资顾问，筹措新政。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的第三天，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但其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 　　说白了就是要看住统治者，将其权力作相当的限制。正如美国一个行政首脑曾经说过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跟诸位交流……” 　　时代的发展真是极为吊诡。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差不多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代，明治维新所启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而参照进行的；而洋务运动仅仅“师夷长技以自强”，重在改良生产技术，两者进行的后果相差悬殊很大。 　　到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胜，所依托的底气，就是来自于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这是戊戌变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顺利启动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况，它又只是一场悲凉的失败的改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览》的译本和其他各国改革书籍，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并非中国无人，并非中国知识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的启蒙运动。 　　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变法虽然失败，但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在戊戌变法前几年刊行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这样的思潮已深植知识界的心胸。 　　改良与革命的辩证 　　一般舆论认为，戊戌年要求变法、要求改良，还是保皇主义者，还是要把爱新觉罗的大清朝保下去。这个要分两步看。 　　从变法的内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壳子，而内在的实质都要改变。谭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轻皇帝，却不保皇朝那种至高无上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同盟会的诉求有重合之处，只是到达的路径大异。谭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却溜之大吉。也不是说他们的逃逸就不对，实在是没有引颈受戮的义务。再说变法虽然失败，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留得青山在，异日尚可卷土重来。但谭嗣同是自己的选择，意在以一己的颈血唤醒麻木不仁的老中国儿女。 　　谭嗣同太高贵了，他的选择，老大专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承受不起，他们更领情的是洪秀全式的唤起。 　　从清廷的皇族一边来看，假使他们有较高的智慧理念，以原有行政资源掌控改良，则其江山的框架保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改良既承接历史，也指向清晰的未来，就时局而言，也能保持稳定，是当时可见的成本最低的改革。 　　一般来说，无论是太祖努尔哈赤，还是圣祖玄烨（康熙），或者高宗弘历（乾隆），当他们的在天之灵得知大清帝国随时代变化而延续，只是改掉了“祖制”中的一些内容，他们能不欣然接受么？但是他们的传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慈禧太后诸人对照变法者的行为、变法的条款，倏然心惊，还是觉得“维护祖制”才是根本，这个根本高于一切，于是怒从心头起，骤然翻脸，菜市口杀戒大开，而所有柔性改良的路子都堵死了。这也导致了清朝廷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愚蛮的守旧派要把烂尾工程进行到底。一切和平解决的大门予以关闭，专制政权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怒火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仁”的精神实质是“通”，“仁———通———平等”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所以到了变法的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作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的流血另一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