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四十年　　文\江山如此多娇 　　中国知青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并非了无痕迹，知青的历史已被深深地刻入岁月的年轮。 　　岁月如歌。在海北的粤北山区，在海南的五指山下的胶林蔗海，我们的青春化作了天边绚丽的彩霞，夜空熠烂的星月;我们的年华溶进了乳白的胶水和甜蜜的蔗汁在流淌。 　　一步一步地，我们艰难地走过来了。我们走进工厂车间，走进校院军营，我们迎来了滚滚春潮，走进了新的时代。 　　但我们已不再年轻。1968至2008，整整四十年，那可是我们生命的一半历程啊。回首这四十年，漫长而又短暂，漫长得恍如隔世，短暂得又如弹指一挥间。 　　今天，我们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上依然流露着昔日青春的笑靥。今天，我们以成熟睿智替代了年少轻狂，我们把苦难经历化作精神财富，用事业成就证明生命的价值。 　　今天，我们相约，相约2018,2028,2038, 直到永远……    　　作者简介 　　知识青年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二十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我们概念中的一种具体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1940年代。 　　毛岸英是第一个“知青” 　　人类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儿子毛岸英亲自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由于他开了这个先河，带了这个头，因而在20多年后，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 　　从纯粹城市学生当农民这个特定意义上讲，毛岸英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知识青年！ 　　而后，在1952年，一批云南省昆明市的青年学生，在政府部门的感召下，自动组织起来，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 　　当一大批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充实到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中时，知识青年依然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之势。 　　“下乡镀金论”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一个特定阶层，是在1963年至1964年期间。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作为带头人来到了河北与山西的贫困农村。邢燕子、侯隽等少女成为其代表人物，被广为传颂。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针对这种壮举发表了后被批判的“下乡镀金论”，指出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以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到省里和中央去嘛”。 　　这本是培养一代熟悉人民并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接班人的理论，在不正常年代中，则被指责为不正常言论。 　　真正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是在“文革”中开始的。1966年春末，清华附中学生以秘密串联方式，成立了“红卫兵”。 　　两年之后，中学生们在这场灾难性运动中的使命已告结束，而年轻人的骚动心态又绝不可能平息，最高一届学生到了要参加工作或考大学的岁数。不解决这数以千万计的人的出路是不行了。 　　到农村去，大有作为 　　其实，一些有创造欲望和政治头脑敏锐的精英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那些中学领袖们通过“大串联”，已经多少知道了些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他们愕然了，继而萌发出要去那些地方大干一场，改天换地。 　　当然，这其中也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本性在起作用。早在1967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就接收了55名北京中学生，他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旗战斗队”曾派专人至北大荒友谊农场考察，准备在那里成立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战校”。一队以“长征”形式步行串联至延安的红卫兵，就留在了宝塔山下。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域，并诞生出一些知识青年中的杰出人物。 　　在这种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终于在1968年12月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言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他没有讲知识青年对落后贫困农村所起的传播文明与文化的作用，而仅仅强调“接受再教育”，这并非他忽视了这点，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及各个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在一段时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一些文艺作品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 　　最后一个小小的浪花 　　这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运动，至今也统计不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从而无法标明多少家庭被牵动，多少青年学生投身进去。但据笔者了解，能称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3000万。实际上，凡是家中有学生青年的，当时绝少不被波及，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无不按毛泽东的指示，将子女送到农村去。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都有晚辈上山下乡，就连红极一时的陈伯达，也将儿子送到内蒙古草原。至于部长、将军们的公子、千金更是在许多插队点出现，不足为奇。特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丧失殆尽，何况这些人当时也没有特权。 　　这场一波又一波的上山下乡运动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而慢慢平息。最后一个小小的浪花，是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稍瞬即逝的华国锋掀起的，他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身分将中学毕业的女儿送到了北京市一个远郊县插队落户，标志着知青运动的即将完结。 　　大规模知青返城浪潮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闹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决策，各地知青们都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知青名流 　　知识青年的历史作用，也许要到很久以后才能准确地给以评说，孰是孰非，功大还是过大现在草草定论无疑是轻率的、不科学的。但现代文明随着这些青年人进入农村地区而随之波及开来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可以说为中国广大农民率先进入改革行列，多少打下了些文化基础。 　　笔者曾在云南插队，刚进入亚热带雨林时，发现那里一个自称沙族的部落群的女人不知胸罩与内裤为何物，不懂得往水田中施肥能高产的道理。而一年之后，沙族女人们都戴上了胸罩，穿上了内裤，水田经施肥后亩产翻了一番。在更多的山区里，孩子们是经过知青传播才知道了飞机、火车、电话，知道了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 　　当然，从眼前来看，获益更多的是知识青年本身。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注定使这一代人身上充斥着民族责任感和义务感，把其对祖国的苦恋升华为对人类的挚爱，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加强，远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他们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从不停息创造生活的欲念和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 　　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一大批知识青年进入高校学习，被称为“老”大学生。教育界一致认定，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是大学校园内学习风气最浓郁的黄金时代，而随着知青大学生的消失，便每况愈下。 　　知识青年们回城以后，进入到各行各业，为新时期的繁荣昌盛增添了不可估量的活力。其中涌现出不少社会名流，如演员刘晓庆、潘虹、姜昆，导演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作家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等。还有众多的企业家、改革者、科学家、学者。 　　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同志是在内蒙古插队的天津知青。 　　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是以个体存在的方式出现在众多的国度之中。其间到达最远点———南极的有北大荒知青出身的记者兼作家陈可雄。 　　后知青现象 　　有人将历时至今仍不衰弱的出国现象称为“洋插队”，有意无意与这一代人前期的行为联系起来，说明这一代人影响力的经久不衰。笔者则称之为“后知青现象”。　　 　　这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原动力发动之后的惯性所为，他们总在力图创造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他们有着永不消失的魅力，足以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和获取。 　　还可以理解为：这是对生命意识的破译，对青春无悔的解读，对自身价值的阐释，简单讲，是对一代人的自我认定和尊重历史的碑铭。 　　全部青春消失在知青运动之中，因而不希望知青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如同红军老战士讲长征，解放军老战士讲三大战役一样，老知青永远在讲着上山下乡。 　　任何成功者绝不以成绩来炫耀其伟大和辉煌，这应由别人去赞颂，而自己总是讲艰辛、磨难、奋斗的过程。 　　知青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知青的故事已经被年轻一代称为“古”时候的事，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也不寻求任何理解，因为寻求理解是弱者无可奈何地叹息，但是，知青的起源、发展，必定成为史学家们不能不关注的课题。 　　后知青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北京很红火的老插餐厅、红土地餐厅、黑土地餐厅、黄土地餐厅、老三届餐厅及云南知青旅游节的出现，也是佐证。 　　晓剑： 　　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大量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在人民文学、作家、十月、中国青年等出版社出版著作40余部。9部剧本搬上银幕，20余部剧本搬上屏幕。主编中国目前唯一的《知青文学精品文库》，编剧中国第一部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 　　1970年，山茶农场知青邱红（左）与刘张贤地头排演《我和爷爷去耕田》。 　　1973年，胸前佩戴大红花的海口南航知青乘车奔赴吊罗山。 　　海南日报记者苏晓杰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