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母山以险峻、灵秀而著称。潺潺的流水如歌声,起伏的山峦如旋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在黎母山脚下的乌石、阳江、新进等农场，曾经有一批来自广州、汕头、海口等地的知青，他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在这里磨练成长。其中有一个叫“黎母山割胶班”的知青集体，以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誉满天下，影响了几代农垦人，成为那个火红的年代中央、地方媒体关注的热点。 　　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耀彩 通讯员 左国辉 　　悠悠万泉河，是诞生红色娘子军的故乡。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万泉河的源头大边河畔，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第十团，即现在的海南农垦乌石农场，有一个叫做“黎母山割胶班”的知青集体，它以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而誉满天下。1973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到那里拍过45分钟的电影《胶林新兵》；《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东画报》、《兵团战士报》等，都以大篇幅的摄影和文字，先后报道过他们的事迹；1976年广东电视台也来到这里拍摄电视纪录片。 　　这个知青集体先后产生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改革开放后，也催生了一批企业家、艺术家或杰出的政界领导。 　　原湛江知青陈聪，1979年从乌石农场回城后靠着自己的奋斗，当上了湛江地区海军某部修理厂领导，刚退居二线。虽然知青大潮已退去四十年，但他作为一名黎母山割胶班的亲历者，那一方令人眷恋的土地，那一段艰苦奋斗的时光，深深地收藏在心底。回城后他先后20多次返回这个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拥抱一下自己亲手栽种、割过胶的橡胶树。 　　他深有感慨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当年知青们为了祖国橡胶事业不怕艰难困苦，奉献青春与热血，十分难能可贵。不管是哪个时代，艰苦奋斗这个光荣传统千万不能丢！” 　　知青“寒舍” 　　先隔棍子后隔墙 　　陈聪自豪地说，他是1975年11月调进黎母山割胶班当班长的，此前已有三任知青班长在这里创业过。“当年我是因为受了这个集体艰苦奋斗精神的感染，才要求从青年突击队调来的。” 　　1960年代末，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最初在这里安置知青割胶班时，面对的是艰苦、恶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有人形容割胶班创业初期居住的茅草屋：“躺在床上不敢睁开眼，生怕屋顶雨水掉到眼睛”。 　　因为交通严重不便，割胶班无法把石料、木料之类运进山里去盖瓦房宿舍，知青们只得发动大家上山砍来葵叶、茅草，临时支起一个窝。这个茅草窝空荡荡的，中间没有墙，为避开男女知青们的“视听”，不得已用一些竹篱笆权当“隔墙”，但能见度依然十分清楚。后来才用泥浆和着稻草，涂抹成了一道墙。一遇风雨来临，暂时的“寒舍”无法抵挡，大伙只好站在水中渡过难熬的时光。 　　后来，知青们决定用愚公移山精神，搬来建筑材料，建起一幢像模像样的宿舍。当地的山坡高低不平，没处盖房，知青们就打眼放炮，开出一大块平地来；还自己上山砍木头，打石头，砍葵叶，每天建房不止。他们的举动也感动了上苍，农场团部于1972年，连续发动各机关干部职工，在三个多月时间里从十多公里外的地方挑瓦片进山。周边的黎族同胞也纷纷出力，帮助他们打石头，砌房子。 　　在众人的帮助下，知青营地终于盖起两排宿舍，共十间，其中一间是图书阅览室，一间伙房。宿舍里的床铺桌椅，是自己做的，伙房里的锅台，是自己盘的。 　　在改善居住环境时也经历了一次险情：湛江知青李伟坚有一次过河砍木料，回来时被洪水阻隔，差点被洪水卷走，讲起那次历险，陈聪心中还有一些余悸。 　　自造木船 过河割胶 　　白云缭绕、山高林密的黎母山气候多变，山里长年潮湿，蚂蟥横行，野兽出没，十分吓人。而要到十几公里的地方去割胶，每天爬山越岭，全靠两只脚走路。这个橡胶园接收的是南洋归来的私营胶主的老胶园，仅有橡胶树300多株，“割胶班”原先只有老工人王茂福一个人。 　　随着橡胶事业发展，一些来自广州、湛江地区的知青，都先后安排到这个割胶班，其所管辖的橡胶有200多亩6000多株左右，共4个林段，分散在各个山旮旯里，其中三个林段割胶时要趟过齐腰深的急流才能到达。 　　陈聪说，一般的割胶黄金段为凌晨一时至白天七时许，而这时去大山里干活，无人作伴，没有电灯，交通不便，其条件艰苦、恶劣可想而知。尤其是凌晨时分上工地，周围一片漆黑，山风呼呼而过，不要说年仅十几岁的知青们害怕，就是山里人也要打几分寒颤。其劳动强度比其他地方更甚。 　　知青们每天凌晨两点起床，趟水过河去割胶，干到中午收胶归来还要赶制胶片。胶水收回来，别的地方有汽车大桶大桶地运走，而这个割胶班却没有这种条件。山深路远坡陡，用肩挑也困难。即使挑得出去，一趟几个小时，还要防止胶水变质，因此必须自己赶着制胶片，熏胶片。再加上下午还要养猪，赶鸭，侍弄菜地等，辛苦异常。 　　因为经常要趟过齐腰深的急流过河割胶，很不安全，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知青们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砍来枫木树，锯成木料，三块长板，两块短板，敲敲打打，钉在一起，利用粘浆灰粘住板块缝隙，就造成两条小“木船”。 　　知青们每天划着小船，载着灯影星光，载着歌声欢笑去上工。说是“木船”，却十分简陋，最多也只能坐四个人，不分昼夜寒暑。每天凌晨小木船运送知青们过河割胶，中午又赶送他们和胶水回宿舍区，赶制胶片。当时，他们所管理的是实生苗，每年产量仅二吨左右。这条小木船也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交通工具。因“木船”抗风能力差，遇到刮风下雨，就不敢坐满。如果遇到大风雨，只好停船望“河”兴叹了。　　 　　居住在深山老林里，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和生活问题，什么都要自己动手，连米面油盐酱菜，都要靠自己一根扁担挑进山里去。这是一项又重又累的活儿，从场部到连队，再到割胶班加起来要走20公里山路，一路翻山越岭，道路崎岖不平，烂泥尖石，莫说汽车，连牛车也进不去。过黎村，穿苗寨，都是羊肠小道，还要趟水过三次河。遇到暴雨、洪水，大边河水流湍急，困难就更多了。 　　为防止胶片变质，割胶班的知青们每隔几天要把自制的胶片及时挑出去；进山时则挑着生活必需的粮食和用品，以及生产资料，跋山涉水回来，就是一个人空手爬这么远的山路都会感到累得慌。最危险的路途是经过大边河一条水坝五个放水闸，平时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掉进河里，女同胞走过时都会吓得一惊一乍的，何况还要挑担呢。开始时，知青们挑二三十斤的东西，中途都要休息几次，后来，经过不断锻炼，轮到挑担，男女知青都争先恐后去干，100多斤的东西中途都不用休息，咿呀咿呀的，过大坝水闸时飞也似的就过去了。 　　同锅吃饭 凡物公用 　　陈聪还记得，黎母山割胶班，先后来来去去的知青有6批，60多人，每班建制一般保留十至十二个男女知青，一日三餐，几乎过着“共产主义生活”，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自留地，房屋是公家的，劳动工具是公家的，床铺蚊帐、锅碗水壶和伙食供应都是公家的。一群青春少男少女每天围在一个锅里吃饭，苦中作乐。 　　但由于条件限制，饭菜中不奢望有太多油水，有时是清水寡菜萝卜汤，有时是“忆苦思甜革命菜”，只要能填饱肚子，吃得开心，大家也乐在其中。为了改善生活，大家自己动手开荒种了一个小菜园，又在山上种山兰稻，利用剩饭喂猪，还养了四十多只母鸡，还有鸭，有时早上母鸡出去，一不留神，晚上带回来一窝小鸡，无聊时，一敲胶桶，看到几十只鸡从四面八方扑扑飞拢而来又失望而去，大家好一阵开心。 　　陈聪高兴地说：“两天可以吃到一个鸡蛋、一个鸭蛋。香蕉都熟在树上吃不完，让鸟吃了一半呢。”他记得有一年，大家种的萝卜收获100多斤，吃不完便学着腌成萝卜干，最后腌不成功，萝卜干变得又酸又臭，但大家也很快把它消灭掉了。 　　前任班长、女知青梁丽满说起一件趣事。有一次她自奋告勇拿起菜刀杀猪，但不知从何下手，往猪脖子割了几次都不敢放血，只知道咯咯地笑，还是男知青大声喊叫着教她，才把一头肥猪放倒了。　　 　　展喉放歌 抚慰心灵 　　陈聪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黎母山割胶班的知青们也曾经有过冷漠、惆怅和凄凉。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也缺少城市生活的丰富与活力。每天太阳上山又下山,生活的艰辛,娱乐的单调,让这帮年轻人无处去“撒野”。劳动之余,大锅饭里共三餐；衣服破了,一针一线一把泪地缝补。才十几二十岁啊,豆蔻年华！生活还不会自理,就随着下乡大潮到大山来了,就开始学会自理自立了。 　　但割胶班的知青们用自己的方式排遣生活的单调。每个知青初来乍到，班长就让老工人王茂福讲艰苦奋斗传统的故事，讲周边那些黎族、苗族同胞战胜苦难，智斗地主老财的故事。有一次，王茂福在搅拌橡胶氨水时，不小心让氨水溅到了眼睛，以至于一只眼睛失明了。割胶班的知青们至今都很敬重老工人王茂福。 　　陈聪还记得，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莫过于团部在一年内组织一至两次电影到割胶班里放映。知青们把这当作比过年还重要，一个个兴高采烈的，这时都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把个人内务整理得干干净净的，还想方设法加一次菜，并派人邀请周边的黎、苗同胞前来观看电影。放电影前，班长还要发表一次“重要讲话”，对电影的进山表示热烈欢迎。又让知青代表讲话，表示感谢。接着还要放鞭炮，营造喜庆气氛。 　　团部还专门帮助割胶班建了一个图书阅览室，发来各类图书，满足知青们的文化娱乐需求。他们想方设法自娱自乐。晚上睡不着,知青们经常凑在一起展喉放歌,有的还击打脸盆或吹短笛伴奏,用歌声来思念父母,抚慰心灵。唱了革命歌曲,唱语录歌,唱山歌,唱完了国内的,就唱俄罗斯民歌《老船长》、《莫斯科郊外的夜晚》,阿尔巴尼亚的《赶快上山来》,每个在那里战斗过的知青，都学会了十几二十首这样的歌曲。他们以歌唱抚慰、振奋寂寞的心灵，大山的悲凉在歌声中被暂时忘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