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实习生  黄智 　　定安中学历来为全县贤人、青少年集中教学之所，人才辈出，薪火相传，其前身为明嘉靖年间尚书王弘诲始创的尚友书院，历经数百年，文化潜藏深厚，实为定安文化发祥之盛地。 　　日军侵琼时期，全琼30余所学校相继停办或解散，唯定安中学师生在时任校长的王衍祜先生主政下，誓不回沦陷区做顺民。七更寒暑，七度搬迁，定安中学坚持办学，从县城转战山地，弦诵之声未绝。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永不忘却 　　日军侵琼 　　年 　　初读王衍祜先生《琼崖战时教育》之定安中学迁校篇，心中大为震动。文中描述抗战之残酷，迁校之艰难，损失之惨重，而精神之坚韧，最后回归原址，复苏教育，成为海南教育史上的奇迹。2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亲临定安中学采访，看其校史，才知王衍祜先生乃定安中学抗战时期的校长，知名教育家，1978年在台湾病故。 　　迁校维艰 朗朗书声依旧 　　定安中学前身，乃明嘉靖(1522～1566)年间，尚书王弘诲始创的尚友书院，前清沿用旧名。道光(1821～1850)年问，探花张岳崧重修书院，其规模较前宏伟壮观，光绪三十年(1905)，书院改称高等学堂。中华民国七年(1918)，更名定安中学，因设备不周，仅昙花一现。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才正式成立定安中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20日，日兵侵占定城，校址沦陷，成为日军兵营，学生暂时疏散，学校抱定决心，计划迁校复课，继续施教。时任校长的王衍祜先生集合师生150多人，组织战时宣传队，组织游击队，发动武力抗敌，并成立“定安县战时党政处”，长期发动民力抗战。到六月间，迁校工作筹备就绪，即借定安龙门乡龙拔塘村李氏郭氏祖祠为校舍，实行复课，在战火燃烧期间，弦歌复读，书声依旧。这是定安中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迁校。 　　当时的校长王衍祜（1902.9.26--1978年），为今定安龙州乡西岸村人。1931年毕业于广州大学教育系，后任广州市第一中学教员、广州职业学校总务主任。怀抱教育理想的王衍祜，1937年开始任定安中学校长，历时10年。时日军侵琼，全琼30余所学校相继停办或解散，唯定安中学在他的强有力的主持下，搬迁七次，弦诵之声未绝。王衍祜先生解放前夕迁居台湾。在台28年，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身为异乡人时时牵挂故乡海南。他所撰写的《海南文教演讲概述》《定安县抗日纪要》《战时海南教育实况》等文章均寄托了自己对海南的深切感情和历史使命感。 　　王衍祜先生担任校长期间，是海南历史上遭受外敌侵略最为惨烈的时期。1940年1月学期结束时，定安中学教职员仅17人，学生174人。在举行中十二班及简易师范班生毕业典礼时，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将军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闻风而至，莅临学校视察，盛况空前，其为民族教育共赴艰难的情形，令人为之动容。 　　“可是，疯狂的日军却容不得一间平静的书屋。”定安县史志办主任、一直关注母校变迁的崔开勇说。“1940年2月间，日军集中大部寇兵，进军抗战基地定城，龙门、岭口、翰林等乡，战火已经燃烧到学校附近，师生生命时刻受到威胁。于是，刚刚得以安顿生息的定安中学师生不得不再迁到良善乡白鹤村，借陈氏祖祠为校舍，重新开课。” 　　此时，定安中学的教职员已增至22人，学生290余人。大敌当前，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学军事学识，报效国家，并请求保送渡海，由曲江转贵州独山，参加“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就读者达50多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抗战必胜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此为第二次迁校复课情形。 　　以身献教  为抗日捐躯 　　民国三十年(1941)春，抗战基地岭口、翰林等乡，又被寇兵三次进扰，学生们在白鹤村，已经不能安心上课，不得已再迁到鸟坡乡南东村，借彭氏祖祠开课。以校长王衍祜的威望和共办教育的决心，地方上有识之士均热心协助，不久即恢复朗读之声，此时有教职员11人，学生则230余人，其好学之风，令人起敬。 　　1941年的动荡不安，不仅让定安中学师生深受其苦，作为迁校精神支柱者的王衍祜校长，还失去了自己的长子庆培，其情其景，令人哀伤。“与庆培同时死去的还有国文教师王斗南，英文教师林成河，职员衍耀，他们皆因水土不服而英年早逝。庶务王茂兆，在收运米粮途中被敌捕杀害；数理化教师吴昌景、许荣灏，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才俊，渡海参加抗战时，中途遇敌袭击，丧身海底，为抗日捐躯。一年之中，定安中学殉难者七人，惨痛之至，历久不忘。第三次迁校复课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崔开勇神情肃穆地说。　　 　　从1939年夏至1942春，定安中学的三次迁校，均在县境内，交通便利，校舍可供借用，更有地方人士给养物资，勉强度日。1942年夏，日军为彻底打击王毅领导的琼崖抗日首脑机关定安，计划占领定安整个平原地带。他们用大规模兵力，围攻定城及附近村庄，定安中学再次面临搬迁。王衍祜先生在他的追忆文章《琼崖战时教育》中沉痛地说：“学校生命，奄奄一息，至此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此时政府机关，已迁到白沙县、八村地方，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于是在南东惨淡经营的临时校舍，不得已忍痛放弃，乃再集议抱定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决心，誓不回沦陷区做顺民，要坚忍勇敢支持下去，……而全体师生精神异常振奋，皆表示愿共甘苦生死……于是再作第四次迁校于山地。” 　　日军毁校舍  转战山地历磨难 　　1943年春，日寇又进据乌坡等地，学校又迁于山区的石佛（原属定安县）。刚盖好茅房又因日寇进逼，于1942年夏，学校第一次离开本县，迁校到白沙县下水岗，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五次迁移。师生们自己盖茅屋二十间，既是校舍又是课室，因校址位于南渡江上游，群山怀抱中有小溪汇成巨流，滔滔而下，如万马奔腾，大自然的魅力让身心疲惫的师生得以暂时的歇息。师生们可登高山，观群峰，看云海。黄昏时坐在被水冲净的大青石上，看飞瀑横流，祥云飘逸，颇有“空怀登山志，挥泪对河山”之感。 　　然而，好景不常。这些来自琼北地区的师生，怎堪忍受如此恶劣水土？山中疟疾横行，毒蛇交侵，百人之中，有六七十疽烂，无医无药，只闻惨号之声，命如游丝般飘忽。此时的粮米贩运，最成问题，全靠附近村民，昼夜奔跑，他们穿过层山叠涧，迂回路径，艰苦备尝，每人挑三十斤米，到达学校时，除沿途吃外，仅存半数。“虽省食节用，往往饔飧不继，只有垦地，种植杂粮补充，学生王尚魁、林学吏、岑国鸾，水土不服病逝，全校教职员无一不感染疟疾，呻吟床褥，饥寒交迫，处境之苦，以此时为甚”（见王衍祜先生《琼崖战时教育》）。 　　定安中学已经被迫逼到山中，此时教职员仅17人、学生130多人。这一年秋天，日军又集结三路大兵，以飞机轰炸琼崖学校，共炸六次，校舍毁坏大半，学生一人受伤。可是，敌机只能毁我校舍，却不能毁师生之精神，他们在秋风吹送下再度迁徒，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历经磨难的定安师生来到了保亭县崎岖不堪之雷公岭，这是历史上的第六次迁校。他们再搭茅屋数间开课，因粮食无法补给，仅数月又迁到保亭县乘坡（今琼中县和平镇乘坡墟粮管所）。这样，定安中学第七次迁校，校址正处于万泉河上源。这里山水清秀，土地肥沃，地方民众生活较为富足，热心协助学校，盖搭房屋十余间，照常开课，万宁、崖县（今三亚市一带）青年慕名而来就学者九十余人，这一年教职员已经20人，学生190多人。 　　根据吴升平先生的《定安中学史略》披露，1944年春，为满足定安县中学生就近读书的要求，在高林村张岳崧故乡设分校，借著名的张氏祖祠为校舍招收初中第二十四、二十五班，并把原读本校的复读生和从联中转来的插班生编为不同年级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两班。同年秋，招收初中第二十六、二十七班。1945年春秋两季，先后招收二十八、二十九班。1945年秋，分校共有七个班，且学生流动率较小，约有学生250人。自1939年春日寇进占海南以来，海南各县中学均已停办，后才联合成立“海南各县联立中学”，简称“联中”，唯有定安中学，从1939年春至1945年秋，虽七更寒暑，七经播迁，而书声不断，还增设了分校。 　　七年坚持  胜利返校 　　1945年8月，是世界历史应该铭记的日子：曰寇投降，国土重光，定安中学本校及分校员生400多人，精神抖擞，由保亭县乘坡和高林分校，合并一起凯旋而归。七年离乱，此刻胜利归来，强烈的归宿感和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可惜校舍毁坏不堪，桌椅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傲立近四百年的尚友书院因曾被日军当做指挥部，因此被人称其为“日本楼”，定安中学的源流几被中断，被遗忘。 　　历史走到了今天。如今的定安中学已经是拥有5000多名学生的县重点中学，新校区占地472亩。眼下正是初春，校园里三棵刚长出嫩芽的枇杷树，已经有百年树龄，它们默默见证了定安中学在战火中一次次的搬迁，最后胜利地回归。枇杷树旁的尚友书院不在了，但“尚友”的精神犹在。 　　如今，现任校长王廷坤带领我们在校园里走一圈。说起1980年代末尚友书院被拆时仍显得很心痛。他说，尚友书院前的那棵加茂树更加古老，大约十年前在校园建设的时候被砍掉了。日军曾在加茂树下挖了个大坑，杀害了三百多人。他说，海南七年抗战，定安中学七次迁校复课，在日寇穷凶极恶的铁蹄下，突出了艰苦卓绝的重围，创造了海南教育史上的奇迹，这至今仍在激励着定中的学子。如今，他带领学生在三棵老枇杷树对面种下了几棵小枇杷，这预示着教育薪火代有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