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可雄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记得小学五年级开学时，听同学议论说我们班从别的学校调来一位老师任学校的副校长兼我们的语文老师。 　　第一次见到郑老师时，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快五十岁了，中等身材、略瘦，但是眼角和面部表情却给人一种和蔼慈祥的感觉。上第一节课，他就让我们写作文《记一件难忘的事》，当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写作文，但是却很有兴趣，就没头没尾的写了几句话，我写：星期六，我和哥哥去捡番薯苗，星期天挑到那大卖，得了两块钱，我很高兴。没想到我写的这几句话郑老师却把它当范文在班上念并做讲解，他说这就是作文，说我能把生活中印象较深的事写出来就是写作文一个好的开端。过后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指导我改写作文，他提示我，为什么要拣番薯苗，当时是什么时间，天气怎么样，还有什么人，第二天是怎样把番薯苗运到那大的，是用肩挑还是用单车载，当时的情景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按照老师的指导，把原来写的那几句话一遍一遍的修改，改了五遍后，终于写成了一篇有三百多字的作文。还在学习园地上贴出来让同学们学习。我大受鼓舞，从那时起，我就着魔似的喜欢上了写作文。 　　小学毕业后，我上初中了，没想到郑老师也被调到中学任教，依然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非常高兴，因为老师可以继续教我写作了，那时我已深深的爱上写作文了。暑假，我把假期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好几篇作文拿给郑老师看，老师不厌其烦的每篇帮我修改和提意见，直到满意为止。在学校，老师每个星期都加班加点自己刻蜡版，把学生好作文刻在蜡版上，并加以评点，印成小报，在初中各年级发送，以提高学生写作文的积极性。那时，我虽然是初一年级的，但由于作文经常在郑老师刻的蜡版报上发表，也经常被郑老师拿到他任教的初二年级当范文，所以在学校同学们都认为我会写作文。上初二时，我转学到附近的农场中学就读，但是周六和周日我仍然到和庆中学找郑老师辅导我写作文。 　　初中毕业后，我由于偏科，没有考上高中。但是在劳动中，我依然没有放弃写作，我把生活中、劳动中的喜怒哀乐写成一篇篇稿子，拿到和庆中学给老师看，要求他继续指导我写作。老师开始有些为难，他认为我写作的水平已超出了初中生的水平，他要继续教我，已经很难再提高了。但是，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他还是答应了。他把我在劳动中写的几篇作品仔细看过后，挑出一篇《打石场上的笑声》指导我修改，鼓励我向《海南日报》投稿。我有些犹豫，老师就亲自找来报纸找出地址帮我邮寄。没想到作品寄出不久，竟然被《海南日报》发表了。记得那是1983年的春节前夕，我和父亲到和庆购年货顺便到邮电所取我订的报纸，我翻开副刊，竟然看到我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看文章再看看名字，揉揉眼睛再看，当确信是自己的文章和名字后，我飞奔到老师家，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他。老师也兴奋不已，他说他的辛劳没有白费，一个初中老师教出我这个初中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投稿竟然命中了，他高兴得象孩子似的，见人就说。从那以后，我对写作更加爱不释手了，经过老师的指导和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我的写作逐渐成熟起来，观察和提炼生活的能力也随着阅历的增长而成熟和深沉。之后，我的作品陆续在《海南日报》及其他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可。2005年，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与郑司合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集子《失落了那片叶子》并加入了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行列。 　　我的成长倾注了我的恩师郑可雄老师的许多心血，是他的甘当人梯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老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广东的省报上发表过作品，但是他为了培养学生写作，宁愿放弃自己写作和发表的机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如何培养学生写作上。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用他的无私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了无数写作的学生。 　　最近，老师想要出一本集子，让我给写一篇文章，我迟迟没有动笔，我选不准从哪个角度来写老师，生怕自己的拙笨写不出老师为我付出的心血，愧对了老师的敬业精神。我写了，老师，这回我下决心写了，我用您教我的真诚和实诚来写您，没有拔高您，只是把一些抹不掉的记忆依然用朴实的语言写出来，我希望我的简单质朴依然能得到您的赏识。 　　几天后，老师走了，虽然这是我意料中事，但依然觉得很突然。老师安葬那天，我去送行，跪在老师的面前，我泪如雨下，因为我再也见不着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