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照片由郑先红 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通讯员 秦金虎 　　五月四日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研讨会上，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个准备多时的会议显得意义不一般：陈独秀先生的孙子、合肥工业大学陈长琦教授代表家族在会上发言，他对祖父陈独秀的解读、对研究陈独秀的专家的深沉谢意、对在座青年提出的期望，都让人从中窥见陈独秀后人的风采和对待苦难的豁达态度。 　　早年陈独秀：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5月4日，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研讨会间隙，陈独秀的孙子陈长琦教授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陈长琦是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1910-1990）的儿子。陈松年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陈松年育有一男三女，长琦是独子。“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十分倔强的孩子，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总是立定不动，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曾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曾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曾祖父看人看准了一半，这个孩子长大后并没有成为盗贼，而是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陈长琦教授以平静的语气说。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张继、邹容、陈独秀挥剪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然而，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容易。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将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一人抓。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对国民性的改造不遗余力。”陈长琦说道。 　　晚年陈独秀：最自由的最后时光 　　问及世人少知的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陈长琦说，这是爷爷在世时最凄苦的一段日子，但却是最自由的最后时光。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 　　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自己早年的一些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毛主席叮嘱关照陈独秀后人 　　陈长琦教授豁达地谈起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状况。他说，陈独秀有四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四子鹤年上中学时便投身革命，后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 　　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 　　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毛泽东对傅大章等人说:“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陈长琦说，“有了毛主席这个关照，我们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还算比较平静地度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 　　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陈家的境遇随着陈独秀评价的变化而发生极大的转变。 　　陈独秀曾说过：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这是陈独秀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值得玩味的是，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的陈独秀墓，在遭受争议、非议多年之后，2001年终于得到保护性维修，供后人瞻仰。 　　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位奔波一生、争议不休的先驱终于得以在家乡安息。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陈独秀后人，无一例外学的都是理工科，与先祖陈独秀的人文社科学业和选择的道路相距甚远，陈长琦教授本身也是一名工科教授。当记者谈及这一发现时，陈教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那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学理工科能有什么出路？其实，我们的选择也是那一代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