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谍战大戏《潜伏》持续热播。这部反映19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情节曲折惊险，尤其剧中人物余则成巧妙利用军统头子之间的矛盾以及派系斗争，刺探情报、铲除恶敌、保全自己的情节更是引人入胜。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军统头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到底如何？ 　　军统局是国民党最重要的特务机构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南京的复兴社特务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无数的革命者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倒在特务机构的屠刀之下。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高举先烈红旗，铭记强国信念，这更让人缅怀革命先烈，更让人憎恶一切的特务统治,并使后人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军统的起家 　　蓝衣社又名力行社，稍后更名为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胡宗南、刘健群、桂永清等等都是核心人物，戴笠在其中是很小的角色。那些核心人物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戴笠不过是第六期的学员，但他天资颇高，刚毕业的时候就收集了不少情报，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将复兴社特务处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交给他。当时的内勤方面，有行动科和情报科等，外勤组织主要放在一些省份的保安处和直属站组，特务处的发祥基地则是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初期，军统局正式成立，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正局长是贺耀祖，只挂名不问事。当时郑介民是主任秘书，兼军令部第二厅处长，他仅在戴笠出差的时候代为处理一些问题。 　　抗战的战略退却阶段，军统局的局本部组织人事的情况是这样的，副局长戴笠；军统局帮办唐纵，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第六组的组长，主要负责情报综合、摘要向蒋汇报；主任秘书郑介民这时已是军令部第二副厅长，他不大去军统局办公，所以他日常事务由代主任秘书毛人凤处理。毛人凤凡事都听戴笠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戴的化身，多数文件经他首先批阅，在局本部算最有实权的幕僚长。毛人凤往往办公到凌晨一二点。 　　有好多高级特务轻视毛没有学历，说他的官位是坐出来的，听起来是称赞，实际是贬低。一般问题由毛氏下面的秘书室审批，若毛氏也不能决定，则用签呈向戴笠请示，毛人凤有四个贴身秘书帮助他起草和修改文稿。内勤方面还有军事处、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等等。 　　抗战中的迅猛发展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军统局的副局长仍是戴笠，帮办唐纵，主任秘书郑介民，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机构设置与前一阶段相似，但也有很大的增加，比如建立了华北区、华中区、海外区等重要的外围组织和派出机构。 　　抗战的反攻阶段，即1943至1946年，这时戴笠已升为局长，副局长郑介民。在1946年戴笠撞机死亡后，郑氏代理局长，主任秘书还是毛人凤。这个时期除在内勤方面有所加强外，外勤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是军统局的办事处，属于半公开性质，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有设置。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触觉四处渗透，控制了军委会特检处，实施邮电检查、航空检查，以及交通监察，所有的水路交通逐一设站，还有财政部的缉私署，以及盐务处、货运管理局……全部控制在手中。军令部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是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对军统局的有关军事方面活动采取无条件支持。 　　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穿军装目标显著，我们用便衣来对付，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坚持下去，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也确实行之有效，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蒋介石也不同意，他说花几个钱、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这个办法就停止了。 　　二是惩罚汉奸，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同时晓大义，动以利害，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这一招果然见效。 　　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对大奸巨憝、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均予以严厉制裁。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特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 　　戴笠在抗战后期，博得一班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1946年6月3日上海《中报》刊有大致的统计：击毙敌寇26799人，伤2641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9只，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仓库271座，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 　　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说是其豪情足可冲牛斗，其壮志足可吞山河。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但他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总之，“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国家、民族、领袖之外，绝无丝毫私心私念，私功私利……”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 　　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 　　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实则上是四巨头，其中，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求自由民主，要求裁撤特务机关，戴笠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军司令这个宝座，而将军统化身、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以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都在设法打击军统势力，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康泽、贺衷寒等人也想裁减军统，巩固自己的权力基本盘，民主党派更是一片骂声，此时的军统组织四面楚歌。唐纵、郑介民也认为军统这块招牌在有些地方寸步难行，于是才以保密局代替军统，将它挂靠在国防部，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而军统在抗战后接收的敌伪现金和财产一律作为保密局的发展经费。蒋介石派他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跟郑、唐、毛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 　　蒋介石下野，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时，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非常忙碌。1946年底根据毛的秘密建议，建立了一个训练班毕业学生的核心组织，用来团结各期的毕业生。召集了数十位优秀学生代表，仿照成立复兴社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军统后期的秘密组织。这是毛与郑争夺局长宝座时，能够排斥郑的一种力量，军统是从复兴社变过来的，现在又在它发展期反过来又在内部建立小型复兴社的核心组织。毛人凤早年因病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退学，学历远不如唐、郑两位。他进入军统工作，是在1934年，严格说还不算最初那一批元老。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开始掌握核心机密。当军统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败退到台湾后毛人凤终于在保密局的位子上扶正。 　　唐纵在军统内部素有智多星之称，他也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也在1930年代初进入情治系统。但在此前，他有办报纸的经历，此后，又曾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晚年还曾任驻外“大使”，这些经历是毛人凤所无法比肩的。戴笠飞机失事后，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唐纵基本上离开保密局核心系列。撤退到台湾之后，他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党务方面。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和《党友之理论与实践》等书。 　　郑介民学历、眼光、见识均超毛人凤，他的长处是战略情报的分析运用，往往鞭辟入里，具有真知灼见。一度被视为表现情报权威智慧的军人外交家。但在国内情报的细节处置方面，则以毛人凤更为细密老辣，这是他和毛人凤的着力点不同而造成的。一九四六年元月，郑介民奉命于危难之间，参加“军调部”谈判，这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自当年元月成立，至次年元月结束了，风雨飘摇，任务受阻，绩效不彰。这是时代的趋势，跟他个人的能力无太大干系。部员黄天迈说，“军调部后期无事可做，郑先生时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长驻南京。蔡文治以副委员衔代行委员职务。部中事务清闲，蔡文治与我举办部员英文演讲比赛，可见同人之百无聊赖。” 　　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没有戴笠组织力、控制力和搞情报那种天生的才能，加上时代巨浪的荡涤，保密局更是江河日下。 　　1949年初，毛人凤积极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同时在各大城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并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城市水电、桥梁等设施。因1949年夏季卢汉在云南异动，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由毛人凤派员到香港暗杀龙云，后来改为刺杀杨杰。九月初，毛人凤指示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1月中旬，保密局特务杀害江姐，年仅29岁。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指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故而面目狰狞。 　　唐纵被视为智多星，而毛人凤则有笑面虎之称。他不是军统元老，也未能在外勤方面有卓越建树，说他是蒋、戴的老乡也仅仅是皮相之谈。他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字诀。他从中得益多多。 　　罗友伦认为郑介民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鞠躬尽瘁而后已，做情报很有成绩。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罗友伦曾经在一间军中理发店和他相遇，罗友伦就问他，关于刘斐投向人民阵营的事情，“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主义者，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斐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