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极为各有不同的明显的长处或不足，即各有特点，所以在情报作业方面，蒋介石对他们的运用也略有不同，郑介民常被指派进行公开活动，或作国际联络工作，在特工系统中，他显得那样的博学多才，善于钻研问题。因此他常能在人前自我辩白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吹捧他的人，就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据说他的面容也是相学中的上佳之相，即南人北相。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伟的北方人一样，坚毅的面孔上带着并不做作的笑容。 　　1930年代初赴桂离间桂系将领，使他们不得不服从“中央”，兵不血刃，一时声誉鹊起。 　　他是黄埔二期生，属于老资格，1920年代中期，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长达两年多时间。抗战前又受命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即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到了1954年秋冬，他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时期，保密局已走向尽头，情治系统开始被蒋经国攫取。郑介民1959年12月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等书。 　　后期的下坡路 　　戴笠死后，保密局的内部派性斗争表面化，广东籍特工和留苏学生站在郑介民这边，浙江籍的和训练班骨干则靠近毛人凤，湖南籍特务和对毛氏不满的人则向唐纵靠拢。 　　郑介民在兼任保密局长后打算和戴笠一样，把军统当作桥梁取得蒋的信任，但他不愿终身当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学历见识上不能与唐、郑二人相比，他只想把戴笠创下的家业夺过来，死死握在手里；唐纵为人一向谨慎，他的主张和郑介民有相似的地方。保密局留下的人员都是经过毛氏亲自审核决定的。这个时候，郑介民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所以这个厅的权力都在军统里面，而内政的权力原先就在军统手里。 　　在三年内战时期，保密局各地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出现，可用少将专员、上校专员的名义对外联络。各省站点分为甲种、乙种站，遍布全国。 　　在全国面临解放的时候，毛人凤部署保密局应变计划，命令各地单位人员寻找可靠的路线切实潜伏，或介绍公职以作掩护，配发电台及轻武器；各组成员一律不许发生横向联系，组长和交通员用暗号为联络手段。解放后，这些保密局的潜伏单位陆续被破获。 　　在解放军进军华北之际，傅作义最后决定投向光明的阵营，但他从做人的基本底线出发，并不反对拒降将领离开，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带走一兵一卒、一弹一枪。 　　据谷正文回忆，这期间，保密局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间接将毛人凤和郑介民的内在矛盾摆到桌面上。部分特务在乔家才的串联下，成立了保密局华北同志联谊会，成员约有八百余人，稍后马汉三、乔家才被毛人凤逮捕，所以傅作义投诚时该会成员多数叛变。 　　毛人凤的直觉是，乔家才的串联，应授意于郑介民，而这个组织则是郑介民用来对付他的最大筹码。于是毛人凤对这个事件的整肃工作，一股脑的辣手摧之。光是保密局内部，就枪毙了两名少将，基层工作人员受牵累者更是不计其数。马汉三历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市民政局局长等职，马汉三与毛人凤发生矛盾，又违背蒋介石的旨意，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现在被毛人凤逮着把柄，遂于1948年9月，将马氏押解至南京秘密处死，对外的罪名是极度贪污腐化。 　　谷正文回忆说：“而毛人凤之所以能够对参与人员有全盘掌握，最大的功臣便是李葆初。李葆初自己也是这个联谊会的成员，但是他见风转舵得快，没等毛局长下手，便自动将会员名册交给火冒三丈的毛人凤。” 　　这场特务头子间的大对决，罪名当然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有莫大关联，乔家才亦名列死刑人犯之中。公文一到蒋介石手上，老先生犹豫了好久，直嘟哝着说：‘乔家才，不可能吧！’最后连案情都没看，就在乔家才的卷宗上，批了‘改无期徒刑可也’结案。 　　乔家才侥幸捡回性命的原因，要推溯到老先生第二次下野，当时的蒋介石落魄到连个门房安全人员都没有。乔家才发现后，随即自告奋勇地丢下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的身分，当起了老先生的门房兼警卫。 　　而出卖同志以全一己的李葆初则在事发之后，于1948年溜到台湾，干起了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科长，躲开了其它同僚的指谪。种种作为让他不敢留在特务单位，台湾第一个电动屠宰场在桃园设立后，李葆初便自动请调电宰场当总经理。最后，就病死在这任上，出殡时，凄惨到莅场公祭的人只有七位，其中还包括了去看热闹的顽童。 　　败退宝岛后的作为与衍变 　　特工巨头之间有难以弥缝的钩心斗角之外，特工单位之间也是相互嫉妒眼红。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初，保密局拿下多个疑难大案，于是引发军方等单位的嫉恨，由黄埔系将领发动，制造了孙立人冤案，假案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究底脱离不了特务单位之间的互相争斗和拆台，尤其是在保密局破获蔡孝乾等省工委案后，这一类事件更多。  　　为了邀功整出来的冤案，无非是想在蒋介石面前争宠，争宠又是奠定个人权势的心理在作怪。保密局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骁勇善战的单位，除了省工委一案外，吴石及稍早前的陈布雷之女陈琏等之间谍案也都令保安司令部及调查局（属于中统系列）格外眼红。 　　保密局后期毛人凤手下大将先是毛森，后是谷正文。毛森曾自诩，他在军统先是不受重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而他后来派到陈仪及汤恩伯部下，他们都很重视他的能力，且皆推心置腹，赋予全权处事。尤以汤先生对他的信赖，远超戴（笠）、陈（仪）之上，他曾多次向毛森表示相见恨晚！在军统时经费支绌，处处窘困，而在陈仪手下，则是他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 　　至于谷正文，毛人凤向他的这个得力部下承认，自戴笠身亡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它地方，对付解放军，全都一筹莫展。他认为谷正文是经验丰富的后起之秀，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特工的工作也很重要，骨干们要负的责任很大。 　　军统铁腕抓捕潜伏者吴石 　　谷正文初到台湾，因侦破蔡孝乾、吴石系列谍案，给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谷正文从大学生散发的共产主义刊物入手，对三线人物加以抓捕，对二线人物实施捉放曹，再行诱捕一线人物，在这一个环节的极其细微之处隐约发现吴石的影迹，最后从吴石的太太直截打开缺口，随即在一个深夜驾车直奔吴石住宅。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责问这些不速之客从何而来，谷正文不愿暴露保密局的身份，就随口答道，“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他直截了当地把球抛向吴石，告知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次日晚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军阶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陡然开始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抓捕吴石，表现出军统第二代人物骨干的超强腕力。技术的过硬，观察的冷静，谋略的深远，虽然其立场是反动的，但技术上不能不予以重视、警惕和研究。 　　据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主角余则成，其原型就是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吴石、刘斐都来自白崇禧的身边，也都曾经是白氏的重要幕僚，他们长期给白氏当高参、搞策划，刘斐在和谈时早就逮着机会，再也不回那飘摇的政权，吴石也是在那时和华东野战军取得关键性的联系，他随即潜伏下来，后来在台湾他也做到了刘斐先前做过的位置，即国防部次长，主管战略计划。这个地位非常重要，他一边佯装努力工作，一边不动声色把情报向地下党传输，吴石胆大心细，毅力坚韧，以为天衣无缝，他本来就是学战略指挥出身的，谁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谷正文比他技高一筹，经过多方的曲折的侦查，层层剥笋，将他纳入视野。 　　这当中的复杂性、惊险性不是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谷正文觉得证据确凿，可以收网，就直接和吴石面对面。电视剧《潜伏》因受观众的喜爱而热播，这是文艺“三贴近”的结果，而不是“四人帮”时期文艺搞什么“三突出”的荒唐作为。它表现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