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二年内把海口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雪白的墙壁上，一行行红色大字方正有力，似乎快要撑破墙面争先恐后地蹦出来。墙角，一位看不清面容的缮写人员正挥舞着沾满红漆的刷子，对着墙上已写好的标语进行最后修补。 　　这是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海口街头一角留下的历史画面。1958年6月，海南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运动。当时，总路线的标语已经遍及海口市每个角落，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成为促进群众思想大解放、推动各项工作大跃进的动力。当年《新海南报》刊发的这张照片，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迹。 　　与此同时，全海南岛都燃烧在大跃进“高速度”、“高指标”的万丈激情中，像一列疾速行驶的列车，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 　　大跃进从农业“双千斤”开始 　　1957年9、10月间，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月1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尤其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开展，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和高指标。 　　“在海南，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生产大跃进开始的。”关于这段历史，海口市委党校教授鲁兵在其即将出版的论著《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社会主义时期》里作了详细的记录。 　　1958年1月21日，在海口召开的海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修改了粮食生产计划，提出1958年粮食生产比1957年增长25%以上的大跃进指标。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海南区党委又不断地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8月4日至6日，海南区党委又提出，“在全岛实现粮食亩产‘双千斤’高指标”。从336斤到“双千斤”，意味着一年之内粮食亩产要翻两番多。鲁兵说，这种严重背离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必然带来和助长虚报高产和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 　　中和大队发起晚稻丰产挑战 　　“但那时候大家都太苦了！那时天一亮，我们就饿着肚子出去干活，犁田、耙田、积肥、插秧，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今年70岁的陈家贵，当年是儋县新州公社中和大队的社员。他回忆，当时除了中耕除草、灌溉、施肥等科学管理办法，中和大队还摸索出了一个最佳的密植方法：4×4。 　　1959年6月16日的《海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截至当年6月11日，中和大队已收割脱粒早稻468亩，总产量24.102万斤，平均亩产515斤,单位面积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中和大队的丰产事迹，不但引来了各地的参观者，还上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儋州市关工委副主任、市作协主席谢有造，人称“儋州通”，在1980年代曾任过中和镇镇委书记。他还记得，当时《人民日报》介绍中和大队时用的标题：“昔日东坡流放地，今日海南人民取经树。” 　　作为劳动能手，陈家贵还曾作为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与海南区的20多名代表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开会。“当时，周恩来总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都来和我们开会，还接见了各地代表。我们在北京开会、介绍经验，足足呆了一个月。” 　　丰收的喜悦，让中和大队对晚造又加大了目标———“确保每亩产800斤，力争1000斤”。 　　倍受鼓舞的新洲公社也为此在《海南日报》上向全区公社发出晚稻“丰产竞赛挑战书”。在“战胜新洲公社”口号的鼓舞下，一场热火朝天的丰产友谊赛，在海南区各公社开场了。当年的《海南日报》报道：向全区公社发出晚稻生产友谊竞赛的新洲公社，当年晚稻获得了大面积特大丰收。全社平均亩产557斤，出现了7个700斤大队，2个600斤大队。而崖县（现三亚）的椰林公社总产也增产了八成。　　 　　各地竞放高产“卫星” 　　从1958年夏收起，海南也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 　　第一个提出放水稻“卫星”的，是那大县（1958年7月并入儋县）。那大县委提出的目标是，下半年全县水稻亩产3000斤、力争5000斤，452亩试验田水稻争取晚造亩产万斤。随后，各县也纷纷提出放3000斤至5000斤大面积高产“卫星”和亩产万斤试验田“卫星”，就连区党委机关也搞亩产万斤试验田。为此，《新海南报》还刊登《晚造水稻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吗》一文，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 　　7月18日，区党委第四书记杨泽江提出，海南要有亩产2万斤的卫星上天，并要求每个县都要搞几亩双万斤的试验田。当年秋收之后，全区各地晚稻纷纷“凯歌高奏”，一个个水稻高产“卫星”接连上天。虽然没有实现双千斤，也没有放出像广东省连县六万多斤、广西环江县13万多斤那样的“巨大卫星”，但大多数县都上报实现了亩产千斤。琼东县、白沙县各放出亩产4400多斤、亩产4600斤的“小卫星”，而临高县多文社则放出番薯亩产3万斤的高产“卫星”。 　　12月2日，海南区党委和海南行政公署发布海南区粮食丰产榜，宣布“海南区今年晚稻获得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多数地区翻了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以上，最少也增产一倍半。”当天，海南区党委召开了广播大会，庆祝全区晚造粮食大丰收。海口市则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实行凭证无限量供应大米。 　　琼岛掀起全面“大跃进”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各行各业也“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据当年的《新海南报》报道，琼东县潭青乡潭门业渔社的一艘西沙特产渔船，当年上半年就放出一颗大卫星：6个月的产量达到86万多斤，平均每天捕获鱼类4481斤；而那大县那大人民公社西联大队的橡胶卫星也“腾空而起”：当年全队橡胶单株平均年产干胶3.14公斤。 　　今年81岁的符及，在“大跃进”时期曾兼任《海口日报》、《海口市钢铁报》的编辑，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过当时的历史片断。“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各地、各单位敲锣打鼓地来市里报喜。在海口市白龙乡，我曾亲眼见到过这样一幅画面，他们把其他稻田里的稻谷都集中在一块稻田里，一群人哗啦啦地过来参观、庆祝、拍照，拍完照人就作鸟兽散了，稻谷则丢弃在田地里没人管。 ” 　　记忆里，还有两个放“卫星”的小插曲让符及啼笑皆非。一个故事发生在海口市雨衣厂。当时，雨衣厂派人敲锣打鼓地来市里报喜，说雨衣产量增产了10%。符及跑到厂里一问，原先是每人每天生产10条雨衣，现在加班赶工后每人每天可生产11条雨衣了。原来，10%就是这么得来的。 　　另一个故事出现在海口市咖啡厂。那年有报道说，咖啡厂研制生产出一种井冈霉素，填补了海口在这方面的空白，获得市里多项奖励。好奇的符及，又跑到厂里去瞧个究竟。他问厂领导，“你们的产量达到多少？”厂长答曰，“2公斤。”这一回答，让符及哭笑不得，因为当时一斤井冈霉素的市价仅7毛钱。 　　“大跃进”导致海南经济困难 　　1959年春节过后，海南开始出现了市场供应全面紧张。从副食品到工业品，从点到面，从城市到农村，从个别商品到绝大多数商品，供应紧张继续在蔓延、在升级。与此同时，海南全区出现粮食严重短缺。至6月中旬夏收前，海南全区的粮食缺口多达5000万斤，等于当时全区粮食的库存量。为解燃眉之急，海南区党委决定从海南各地调拨粮食，但各地报上的调拨粮食只有600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减少居民的粮食供应量。 　　“‘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投资过大和增加大量职工，从而造成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市场供应紧张。”鲁兵说。 　　然而，在经济困难局面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坚持“左”的错误，又在反右倾斗争中一再发展，从而导致海南进入了解放以来最为艰难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如今，那个竞放高产“卫星”的年代已遥远，那些高产数字也已无从考证，让亲历者们永远不能忘却的，是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和责任，苦难与坚忍。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