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正在进行的2010年全国两会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记者近日在贵州农村、贵阳火车站采访了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城或在乡，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标准和奋斗目标，工资要高，工作环境要好，期待能创业，同时还要自由。 　　工资要高，工作环境也要好 　　2月28日，20岁的沈正兵和6个老乡一起在贵阳火车站转车去浙江打工，他们都是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水竹乡人。 　　沈正兵小学毕业，因为家庭贫困，生活条件差，他15岁就外出打工。2007年至2008年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皮包厂打工，计件工资，高的时候每月能拿到1800元。 　　沈正兵说：“那个皮包厂的待遇太差了，吃的住的都不好，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赶订单时还要经常加班。就是因为待遇太差了，皮包厂的老板让我哥给介绍工人，我哥都没干。” 　　2009年，沈正兵在昭通本地的一家石子厂打炮眼当炮工，每天干11个小时。“成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太差，不想再干了。” 　　沈正兵这次是去投奔在浙江一家眼镜厂打工的哥哥。“还没联系好厂子，先过去看看。这次出去期望能找到一个月2500元左右的工作，合适就干，不合适就重新找。”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先挣点钱再说吧。工作要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那些危险的工作，矿山、挖煤之类的，就是一个月给我4000元、5000元，现在我也不干。只要能平平安安的，钱可以慢慢挣，只要开心就好。”沈正兵说，“我也想学点技术，但是在老家信息太不灵通了，知道培训信息的时候，政府的培训机构早就收满了。” 　　老一代攀比村里人 　　新生代攀比城里人 　　2009年4月起，贵州省麻江县宣威镇的返乡农民工张长生在家创业，养起了县里从没有人养过的梅花鹿。养殖场坐落在宣威镇光明村的一个山坡上，一家三口也住在这里，四周没有人家。 　　张长生今年26岁，他早年丧父，2000年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2008年底返乡后，他决定自己养鹿创业。2009年大年初二，他就一个人扛着铁锹上山挖土修圈了。到2009年4月，圈舍建成，梅花鹿也从吉林运了过来。 　　张长生说：“养殖场利用荒山，玉米、牧草自家种，产品数量、体积都不大，运输成本也仅仅高一点，综合算起来这边养殖成本要低不少。去年卖鹿茸的纯收入有八九万元。” 　　“家里5口人，只有3亩田，靠种地这辈子都别想翻身，只能打工。我出去的时候就抱着将来创业的想法，当时很多人进厂，每月至少七八百元的收入，但是我选择了养殖业。最初在浙江一家养鸡场，又脏又臭，每月才300元收入，除去生活费，每月只能赚100元。后来又在一家养鹿场干了4年多，每月1500元，收入也不算高。我这么做一是学养殖技术，二是熟悉养殖行业，积累人脉关系，都是为创业打基础。”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很多，我们父辈那一代的目标多数是打工挣点钱，然后回家修一栋好房子，就算熬出头了。我们这一代和他们不一样，挣钱是我们的第一步，是积累第一桶金，我们想创业。他们是和村里人比，我们是和城里人比。” 　　“我现在长大了，想自由一点” 　　3月1日，记者在贵阳火车站采访了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齐家庄村农民工齐晓芳。尽管只有23岁，但她已经在广东汕头一家生产帐篷的工厂打工10年了，去年许多工人嫌待遇差辞职了，老板为了能留住人提高了待遇，她去年下半年每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齐晓芳说：“那个厂有四五百个工人两班倒，一天要干12个小时，上班的时候没有任何休息，吃饭都是在机台上吃的。厂里虽然包吃包住，但菜都是那些最便宜的，如清水煮白菜、萝卜等。有时候从食堂打来的菜看上去很脏，一点也没胃口，都不想吃。” 　　“我哥哥姐姐全家都在汕头，有时候亲人太多了也不是好事。万一做错了什么事情，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亲戚们怕我不听话，老是管教我。我不像他们，待在一个地方稳定就行，我现在长大了，想自由一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换个环境生活嘛。”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跟着时代走的。我这次就带了几件临时穿的衣服，到了那边后再买，那样才能跟上流行趋势。我在广东白天不上班的时候，就约几个同事一起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 　　“今年想跟着堂弟到福建看看，老是待在一个地方都呆傻了。有合适工作的话就留在福建，工资要是实在太低的话，我再回到广东去，就当旅游了。”  　　记者娄辰、杨洪涛 　　（新华社贵阳3月8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