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一度曾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作家的共同文学梦想。对此，我们不应仅作单纯的文学理解———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构想。 　　1902年，梁启超借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寄托世博强国梦 　　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发表梁氏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   　　如题所揭，这是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小说第一回“楔子”，开篇首先明确未来新中国的时地———“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梁氏的公元纪年有误，20世纪应以1900年为基数，那么小说所说的那一年应是1962年。  　　小说写道，那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小说随即铺陈上海世博会的设想———“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小说又说：“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在博览会上开设《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小说即借孔老先生之口，敷演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行迹。　　 　　由本国国民议决即可举办世博会，这符合历史上一度通行的世博会举办程序。小说所写的上海博览会有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透显该会展的国际性。就这样，梁启超借上海世博会搭建了小说倒叙的平台。通过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顿使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气势不凡，同时分明烘托出梁氏的世博强国梦。 　　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启超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的重要 　　探究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涉笔世博会的起因，与1904年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有关联。  　　圣路易斯世博会原定于1903年举行，以纪念该市开市一百周年。如是，此距《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仅有一年之隔。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长期栖身日本，而东瀛又热衷于参博办博，梁氏不能不身受濡染。试想，当梁启超向壁虚构《新中国未来记》之时，原定第二年就要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能不触发他的灵感？　　 　　这并非完全的悬想妄测。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行途中他频频亲炙于美国的世博文化，对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渴慕之情更是有其游记为证。当时梁启超刚过而立之年，他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到美国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圣路易、芝加哥等地，遍游新大陆的各大名城。梁启超“闰五月二十五日由纽柯连至圣路易”。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他慨叹道：“明年开世界博览会于此市。其会期本在今年，以预备未完，故改订。否则余到之日，正开会时也。逸此机亦一可惜，但游会场一周，以当望梅。”　　 　　原定1903年举行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终因财政问题延后一年。梁启超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 　　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还有陆士谔在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新中国》中，陆士谔似一度将“内国博览会”与“万国博览会”混同，这正反映了陆士谔对世博会的一知半解。因此，所谓陆士谔在百年前提出了上海世博会的构想，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新中国》袭用梁氏“立宪―和平―盛会”的三大招牌性元素，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摘自《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吴海勇/文，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