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Q&A 　　解玺璋是京城资深的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编报、编书20余年，他积累了大量的阅读经验。日前，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玺璋的著作《一个人的阅读史》。 　　该书共分为4部分:读我，读人，读文，读史，展示了作者庞杂的知识结构，也是作者对自己阅读史的一次集中梳理和展示，是非常值得爱书人分享阅读的篇章。 　　读书兴趣转向传统文化 　　海南周刊：如果以10年为期的话，您的阅读经历可以怎么划分？ 　　解玺璋：我的阅读生涯应该是从1966年开始的，至1978年上大学，大约10年多一点的时间，算是读书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了小学最后一年、初中两年多，以及工厂8年多。 　　最早读过而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的书，应该是邓拓的《燕山夜话》，它使我对一种被称作“杂文”的文体发生了兴趣，至今还是我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种。最初读此书是以“批判”的名义，而其后，在此名义下读了更多的书，有些是可以公开的，有些即使打着“批判”的幌子，也只能躲在别人的视线之外，因为你的身份、你的级别都不在官方认可的有批判能力的范围之内。比如那时有很多灰皮书：《布拉格之春》、《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新阶级》以及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马赫等人的书，读就读了，却不宜在人前炫耀或讨论。当然还读了毛选，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联共（布）党史》这样的书。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大约也是10年，算是读书的第二阶段，这段时间新书旧书应接不暇，阅读生活处在一种既兴奋又混乱的状态之中，囫囵吞枣地读了不少书，主要以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为主。 　　90年代这10年，主持《北京晚报》的读书版“书香”，接触的书既多且杂，而我自己对文化批评逐渐产生浓厚兴趣，集中读了一些叙事学及文化理论方面的书。 　　2000年后至今恰好又是10年，我的阅读兴趣更多地转向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似乎和第一个10年有了一种遥相呼应的感觉。　　 　　海南周刊：最近这些年，有没有您反复在读的书？  　　解玺璋：反复阅读的书不能说没有，但不是很多，《鲁迅全集》是经常要翻阅的，还有一些小册子，我倒是经常翻阅，为的是从中得到一些灵感、启发，或者感觉。 　　比如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米德的《文化与承诺》、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里夫金和霍华德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劳埃德·德莫斯等人的《人格与心理潜影》、霍埃的《批评的循环》、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等等，都是曾经在思想方法、批评方法，或认识当今社会等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的书。 　　读书也要有啃酸果的精神 　　海南周刊：我们该如何阅读经典的书？  　　解玺璋：凡经典，应该细读，特别是在年轻精力旺盛之时，比如在校读书期间，应以阅读经典为主。读书应有计划，有一个基本的适合自己的书目，读书时应做笔记，并写读书札记。有些书要反复读，也许要多读几遍，才能读懂。 　　海南周刊：阅读经典的意义何在？  　　解玺璋：阅读经典有事半功倍的好处，看似花费时间精力比较多，但受用一辈子，有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酒都可以对付。这当然带有实用主义的味道，实际上，阅读经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为自己的人生奠定基础，为自己的理想、事业奠定基础。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实现。经典使人类的文明以及文化具有了延续性，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我们才能使自己成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历史中的一环。　　 　　海南周刊：快乐阅读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而在您看来，读书也要有啃酸果的精神，我们应该持有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态度？  　　解玺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读书的快乐》，我很向往陶渊明式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但这种快乐的核心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每有会意”，这是与所读之书的心灵感应，是读书的高境界，与当今所谓轻松阅读、浅阅读，或快乐阅读并不是一回事。要达到这种高境界，不能不经过以啃酸果的精神阅读经典的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很难达到真正的快乐阅读的境界。 　　阅读心态应该是开放的 　　海南周刊：有人认为，现在是讲求实用的时代，实用主义盛行，您是怎么看待书之有用与无用的？ 　　解玺璋：读书的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有些书看似有用，针对性很强，但实际上只是敲门砖，用过就扔了，不会在生命中留下丝毫痕迹；有些书看似无用，却关乎自己的立身之道，它是会慢慢在你身体中发酵的，是你的人生得以其价值的根本。还有一些书，看似无用的闲书，但有陶冶心灵，怡养性情的作用，也不妨一读。 　　海南周刊：阅读在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  　　解玺璋：没有阅读的人生，内心一定是荒凉的。　　 　　海南周刊：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阅读心态？  　　解玺璋：我们的阅读心态应该是开放的，没有什么书是不能读的，不必自己画地为牢，有时反而应该读一些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价值取向的书，只读单一思想观点的书，自己的思想也会变得简单和片面。 　　但不是没有选择，我以为，当今流行的所谓畅销书，绝大部分是不值得阅读的，如果你想了解当今社会的某些风尚，或大众阅读的状况，则不妨有选择的阅读一部分。 　　海南周刊：能讲讲您淘书中的趣事吗？  　　解玺璋：我买书或者说“淘书”取两端，一是我以为有用的，二是我以为有趣的。 　　这些年一直在买书，有些经历事后回想起来，也是津津乐道的。比如我曾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花10元钱买过一本《红楼梦研究》，但作者不是俞平伯，而是一个叫李辰东的人。书是民国三十一年的版本，内容和俞平伯那本因挨批而广为人知的《红楼梦研究》完全不同。这个在俞平伯之前10年写下《红楼梦研究》的是个什么人呢？好奇使我买下这本书，而搞清这个李辰东的来龙去脉，却花了我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地收集有关李辰东的材料，才对他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此书曾是他留法期间所作的博士论文，最初是用法文写的，经冯友兰先生建议，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他的研究上接王国维，开启了将《红楼梦》作为文学进行研究的先河。更有意思的是，前几年，经过我的编校，此书得以重新出版，使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李辰东研究的价值。 　　还有一件事，有点意思，也拿来说说。“文革”中，我在中国书店买过一本《吷盦词》，线装书，只有下卷，没有上卷，署名是新建夏敬观盥人。我现在真是想不出当时为什么要买这本书，也许是因为便宜，因为书价只有八角，或许是书的刻板很好看，总之，我始终不知道这本词集的作者是个什么人。直到今年夏天，买到一本《夏敬观年谱》，闲时拿出来翻阅，忽然就把这个夏敬观和那本书联系起来，赶紧取出来对证，果然就是这个夏敬观的词集。夏敬观是晚清、民国的词学大家，他的《吷盦词》在晚近词坛上成就颇高，该书共刊印三次，光绪丁未（1908年）刻本，一卷两册；民国间刻本，有标点，一卷一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四卷一册。看来我手中的这一本，应该是第一次刊印的版本，高兴之余，我也有些遗憾，当时为什么没有仔细看看，将上卷丢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