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SARS流行、中东政局动荡、日本地震海啸和核辐射……面对难以预料的危机和突发事件，媒体应该怎样应对，该以何种姿态参与危机处置？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危机管理与媒体责任”分论坛上，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道琼斯兼华尔街日报总编辑汤姆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等嘉宾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智慧碰撞。 　　媒体要纳入危机管理体系中 　　王国庆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他认为，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媒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其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特别是中国目前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国际关系复杂多变严峻形势，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或者突发事件的频发时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应该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积极将其纳入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之中。 　　“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和媒体在处置当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王国庆说，政府是要处置事件，同时要将事件具体的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但是媒体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如实、客观、冷静地把获得的信息比较平衡地传递给公众。不过，他说，政府应该认识到媒体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强调与媒体的互动合作，而不是简单的命令和控制，这样才能很好发挥媒体作用”。 　　“SARS以后，中国危机新闻报道开始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刘长乐认为，对危机的报道，媒体应做到及时、透明、准确和客观，要做到“四个尽量”：发布应该尽量及时，信息尽量透明，事实应该尽量准确，态度应该尽量客观。 　　周锡生认为，在强调媒体社会责任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在危机发生后，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媒体的大量报道，唤醒了人们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帮助有效快速处理了危机，产生良好效应。 　　媒体是否应该发出预警 　　在总结成功应对危机的经验时，周锡生抛出一个敏感话题：“有哪一家媒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曾经预测过？好像没有。再看十多年前，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又有哪一家媒体预测到了？” 　　刘长乐认为，媒体没能预测到危机，当然滞后了，但是这首先是整个社会“金融危机预防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并没有形成”而造成的，全世界没有哪一家机构、哪一位专家预测到，更别说媒体了。 　　“媒体有它的预警功能，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的话，或者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话，这个预警作用也不能发挥。”王国庆说。 　　周锡生坚持认为，媒体要提高自身的专业度，自己去研究，有独立的研判，把各方面信息比较全面地报道出来，让受众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危机下的“新老媒体” 　　在近日发生的日本核辐射危机报道中，负面效应和幼稚传言得到过多渲染。“这主要是由数字媒体、社交媒体推动的。”洪锡炫认为，社交媒体存在着负面效应。危机发生后，传统媒体必须要在政府帮助下介入进来，应该由政府提供一些比较健全、客观性的分析和推理。 　　汤姆森更看重危机报道中的专业知识，他认为，社交媒体非常重要，反应快速，但有时不客观，而传统媒体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较多，权威性比较高。 　　周锡生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专业媒体的地位、影响力不会减弱，甚至责任更加重大，它也应该体现自己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准确性。   （本报博鳌4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