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立场 　　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七陂村是个6000多人的大村。十几年来，村里几任干部“忙”于非法卖地和贪污，疏于发展集体经济。今年3月，曾是七陂村民、但户籍已不在村里的周瑞丰当选村委会主任，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尝试以七陂村为试点，探索借助“外来村官”破解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的前“腐”后继难题。（6月28日《南方农村报》） 　　村官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但其权力却不容小觑。因其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土地征用、扶贫救灾款物发放、社会事业发展等，这些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事情都与村干部紧密相连。由于农村地区特有的权力结构问题，对村官的监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督体制，对村官的监督和制衡往往失效，人们甚至把这种监督称之为“牛栏关猫”，导致村官腐败的机会成本很低，为其腐败提供了温床。 　　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七陂村试图借助“外来村官”来破解农村基层组织的腐败问题，其初衷不可谓不良好，但成效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类似周瑞丰这样的“外来村官”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治中的大量现实问题。七陂村数任村官前“腐”后继，根源在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决策不公开、不透明。如果仅仅依靠“外来村官”非本村户籍的身份优势，而不彻底理顺村中的权力运行机制，村中重大决策不能履行民主程序、不能尊重多数村民意见，那么破解村官贪腐怪圈很可能会流于空谈。 　　村干部腐败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乡村干部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调查显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对农民税费的减免，当下，在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干部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腐败则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 　　不难看出，无论村官是大张旗鼓地捞，还是不着痕迹地侵占，都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不深刻认识村官腐败的严重危害，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力的手段查处村官职务犯罪，将无异于助长村官冒险犯罪的意识，农村的长治久安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加强村官职务犯罪防治的建章立制，大力查处村官职务犯罪。 　　现实中出现的乡村权力异化腐败现象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的理想终归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治理村官腐败问题，除了采取对村官权力加以监督和约束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村民权利制约村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