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感怀 　　1993年，我放弃了“生存之一种”的写作，摒弃了“伟大”的“现实关怀”，开始从结构、语言、思想内涵上全面颠覆以前的写作路数。阐释理想的脆弱性成了我写作的主旨。我创作了第一部先锋小说《黑白》。这是一部理想王国破灭的预言小说———一个完美、强大、诗意的王国最后因为一句童谣而毁灭。《芙蓉》在1995年第二期以“长篇未定稿”的形式发表了这部作品。如今看来，虽然涌动的激情破坏了冷静的表述，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具有颠覆性的小说文本。三年后，它更名为《激情王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97年《芙蓉》推出“重塑70后”这个栏目，它的初衷是要挖掘可能具有新的意义的群体，给沉闷的文坛新的活力和新的声音。当时是一个栏目，对作者及其作品的挑选都颇为严格，注重了文学品质和探索精神。我的中篇小说《寻找回家的路》是一个先锋文本，记述的是一位诗人在某个夜晚的现实与梦境。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发表这样作品的文学刊物已经很少，加之我当时生活在帕米尔高原，身处真正的边缘，我的写作也更多的是一种高原缺氧环境下的自语和自娱。但该刊却把这篇小说作为开栏之作在当年第一期推出来了。第二期推出的是卫慧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写酒吧生活的，唯美、时髦、个性强烈，但有淡淡的忧郁的格调，我很喜欢，我认为它是卫慧所写的最好的小说。这的确使我兴奋，我感觉如果“重塑70后”一直这样做下去，至少会提升这个文学概念的品质。但后来其它媒介的介入和炒作，使原本认真、庄重的一件事情，很快充满了舞台效果。一种企图以年代划分来确立某种文学目标的做法再次流于简单和宽泛，以致最终对文学创作的探索不但不可能，反而起了破坏作用。“重塑70后”很快堕落成为一个空泛的、没有方向感的、漂浮的词———一个刚开始注入内涵就已经死亡的词。它犯了中国文学写作的通病，开始像癌细胞那样自我繁殖和扩散。紧接着就是“八十年代人”这一说法的提出，再接着就是“九十年代人”之类的———我们的文学理论界多么没有耐心，多么缺乏想象力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等到“70后”这个文学概念变得坚实有力一些，它刚刚诞生，你就得为它撰写悼词。 　　之后，我创作了中短篇小说《蝙蝠》、《鱼惑》、《诗歌课》、《审美与飞翔》等，包括《寻找回家的路》的故事都在“我”与一个叫荷的女子之间展开。最后，我把它们组合成了《我的绝代佳人》———这部关于梦魇的长篇小说。 　　目前，我的这些小说虽然只对我个人具有某种纪念意义———它是我自觉的小说探索的阶段———但这声音是我个人的。同时，它也让我知道，这就是不合时宜的先锋写作的命运。这个时期，人们已经不需要独特性，不需要锋刃，也不需要能忍受寂寞的作家。他们需要的是能受官方宠爱的“某架马车”，或是“反腐文学”的耀眼明星，需要的是不断变幻的喧嚣和热闹。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自己需要。 　　在当今，理论作为现实世界的裁判者和预言者的时期已经不存在了。它的本质变成了一种总结。对于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不管它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不得不告别它。现在，我们能做的最多是一种缅怀。我的很多小说其实就是一本缅怀之书。同时，它也是对虚幻而又实在的时间在表达方式上作的一次实验和思考。 　　我的小说中强调了小说的反讽和象征意味，写了一种偏执的爱，注重探究一种变态的人性，人在高压之下的变异。“弑父”和血性以及对一种“唐吉诃德”梦想的追求，写了我虚拟的“自传”，写了我的恶梦般的生活，我摆脱不了、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跟踪者”。故事极端又疯狂，我希望把现实与梦境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梦中有梦，梦中有现实，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真假难辨，虚实不定，力图对小说艺术在时空的表达上作一些探索。 　　我的所有写作描述的其实是一个长梦———一部个人的恶梦———它有梦境所具备的混乱、无序以及猛然间进入到更迷乱的状况的真实描述，但并没有去刻意制造迷宫式的效果———我没有破坏梦境的清晰度。我喜欢设置“隧洞式”的结构圈套，那就是我的作品越往后阅读，越使人感到潮湿和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