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由金山教授提供） 　　日军侵琼期间———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山 　　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攻占海南岛，开始了长达6年半的对海南的占领。其间，占领军动用来自日本国内以及台湾等地的多家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庞大力量，对海南岛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颇为详细的研究。同时，众多的日本企业以及民间机构也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之下纷纷派人前来海南进行考察，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著述。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当时日军制定占领政策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海南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 　　 　　调查的缘起 　　黎族是海南岛的世居民族，也是岛内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居住地区广阔，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掠夺这些资源，占领军对黎族地区各种资源的储量、分布，以及黎族作为劳动力的资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此同时，由于岛内各种抗日力量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如何维持岛内治安也成了令占领军十分头痛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们妄图把黎族地区建设成为对抗抗日势力的基地，并为此对黎族及黎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 　　《黎族三峒调查》（原名《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是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委托日本学者冈田谦(1906-1969年)和尾高邦雄（1908-1993年)，对原乐东县重合盆地（现属昌江黎族自治县）的黎族地区实施调查后撰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于1944年5月，由日军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第一调査室内部发行，并被列为《黎族及其环境调查第五辑》。在调查过程中，日军海南海军特务部不仅给予了二人多方支持和配合，还为每人配备了一组的翻译。自1942年11月26日至12月20日，冈田谦和尾高邦雄用了25天的时间,对日军重合陆战队兵营所在地重合盆地的3个峒27个村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重合老村（美孚黎村）和义通村（侾黎村）做了重点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将所得资料与曾在同地区开展过田野调查的史图博、金关丈夫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反映海南黎族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全貌。 　　实证与研究相结合  　　《黎族三峒调查》分《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两大部分。其中《社会组织》部分由著名社会学家，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冈田谦完成。自1930年至1942年，曾为台北帝国大学社会学教师的冈田谦，对台湾地区多个先住民族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丰富的研究经验，或许这也正是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委托他对与台湾先住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海南黎族的社会组织问题进行调查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经济组织》部分，由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讲师，战后成为日本社会学扛鼎之人的尾高邦雄担任。尾高邦雄是日本产业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社会阶层论的创始人之一。在二战结束之前，日本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存在着偏重理论，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弊端。战后，以尾高邦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批判，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指出社会学应是一门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从而奠定了战后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学术风格，在《黎族三峒调查》得到充分的体现。 　　通过实地调查，作者认为：黎族的社会组织由峒、村落、氏族、家庭构成，其中最大的社会集团为峒。尽管“黎族中有美孚黎只与美孚黎、侾黎只与侾黎通婚的习惯。此外，他们也与本峒以外的相同方言的人交往并通婚，但方言一级的组织却是不存在的。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社会组织仍是‘峒’。” 　　对于黎峒的性质等问题，作者指出：“峒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它具有一定的领域。对于领域内的山地、森林、河流，峒内的成员均可以自由利用，而峒外之人若想使用，则须附加相当苛刻的条件。此外，人们对峒内成员的犯罪，也表现得相当宽容，但对于非本峒成员的犯罪则往往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峒内发生的事件或峒与峒之间的事情，由峒内各村长老参加的长老会议负责处理。” 　　对于作者的这一见解，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评价道：“就笔者的学术视野，此前还没有人如此明确地申述过黎族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对黎峒的性质、统辖范围、内部关系以及管理诸方面的论述，这对研究黎族的社会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村落，作者认为：“峒由若干村落组成，这些村落构成了更为牢固的集团。黎族的村落，大多是由相同方言的成员组成，具有很强的连带性。由于村落既是敌人袭击的目标，又是防御外敌之根据地，所以村民们往往在村落周围，栽种带刺的竹篱以为屏障。在村落之内，村民们密集而居、相依相助，形成非常牢固的集团。村落的内、外事务，由长老负责处理。”在书中，作者批判了史图博“黎族各村由村长进行统治，村长职务为世袭”的观点，指出推选村长的制度是中国政府为统治黎族而制定的。事实上，虽然每个黎族村都有村长，但对于村落的事物，他们事无巨细都要与长老们商量决定。因此，“村落和峒的主要统治者是长老而不是村长”。 　　关于黎族的氏族，作者认为黎族的“每个村落由若干个父系氏族构成。当然，氏族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村落内部，有时也会延展到峒或峒外。但毫无疑问，较之村外的氏族成员，村落内部的氏族成员之间具有更强的连带关系。”“黎族氏族的特征是氏族外婚姻。”“氏族成员在举行婚礼或葬礼时，常常相互帮助。”“在农耕时节，如果人手不够，氏族成员之间也会相互帮助。与非氏族成员相比，氏族成员之间的物品、水牛、金钱等的借贷更为频繁。” 　　家庭、婚恋，全新的学术价值 　　与其他日本社会学学者一样，作者冈田谦也十分重视对家庭，尤其是对家庭制度的考察。从篇幅上看，在总共5章51页的原著中（不含附录“重合老村家系图”和附章“宗教”），“家庭”一章竟然占据了超过半数的26页。在书中，作者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探究黎族家庭这一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的性质。 　　作者认为“家庭是黎族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特别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家庭为核心进行的。”尽管黎族在生产劳动中存在着男女分工，“但职业上的分工却并不发达，所有的人都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夫妻双方，在生活方面也不得不相互依赖。而夫妻之间这种生活上的相互依靠，又使得夫妻关系自然而然地变得愈加牢固。” 　　对于黎族的亲子关系，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黎族家庭中，母亲尽心竭力抚育子女自不待言，父亲也同样关注孩子的成长。孩子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因素。” 　　这种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黎族家庭制度研究，在迄今为止的黎族研究中，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杰出之作，其学术价值不言自明。 　　黎族文化达到高度文化阶段 　　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尾高邦雄摒弃了对全体调查地区进行“走马观花式考察”的研究方法，选定重合老村和义通村等两个黎族村，对其进行了重点调查，获得了相当翔实的资料。在书中，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黎族的衣食住的形式，生产技术，劳动组织和观念，所有制形式、所有权转移形式，以及黎族的生产和礼仪、经济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力求解明黎族地区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得出了“若从经济组织的角度看，黎族文化已经达到了高度文化阶段，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处于从中级文化向高度文化的过渡阶段”的结论。该结论截然不同于史图博等同时期研究者的———“刀耕火种在黎族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观点，为我们研究是时黎族的经济生活、文化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在《衣食住的形式》部分，作者全面考察了村落的外观、房屋、谷仓、晒谷场、牛栏、菜园、服装、礼服、常服和睡服、装饰品、饮食、食物、聚餐、嗜好品等，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各种物品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以及它们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阐释。 　　对黎族的各种生产工具，水田、山栏地、旱田及菜园等的种植技术、面积、收成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又对家畜家禽的饲养、狩猎、渔捞、手工作业等的规模以及发展状况等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黎族的生产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农耕、家畜饲养、狩猎、捕鱼以及手工业等五个领域。” 　　黎族已从事永久性的水田耕种，而且犁耕的方法，已构成其农耕技术的最主要部分。为此，若按一般的分类方法，以采集阶段（狩猎及渔捞）为“原始文化”、以薅耕阶段为“中级文化”、以犁耕阶段为“高度文化”，则甚至可以说黎族已经达到了“高度文化”阶段。更确切地讲是从“中级文化”向“高度文化”的过渡阶段。 　　假若我们抛开作者的研究目的，仅就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而论，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该书为理解黎族传统的经济组织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独特的学术视角。 　　问题点及局限性 　　必须指出的是，《黎族三峒调查》的写作目的在于“为制定海南岛当前的黎族治理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探讨黎族居住地区能否成为对我抗日力量的缓冲地带，以及黎族能否成为开发黎族地区资源的劳动力等问题，其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必须批判地看待其中的一些观点，以防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另外，尽管作者借鉴了史图博等人的前期研究成果，然而其调查范围毕竟仅限于重合盆地，因此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海南黎族的整体状况。正因为如此，在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之际，译者将原著名《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更改为了《黎族三峒调查》，以求更符合其实际内容。 　　黎族房屋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