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40%的家庭感到教育开支的负担有些沉重”，日前，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郭明磊牵头的课题《武汉市居民家庭教育开支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教育乱收费，但账面外的花费让家长们颇感压力。经统计，教育开支已占到了被调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人民日报》9月6日） 　　此前，据媒体报道，江苏省扬州市城调队的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育支出占到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6.2％，家庭子女教育负担沉重。另外，甘肃省副省长坦言，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可以说，教育支出正在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极限。 　　一言蔽之，目前我国多数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对家庭承受能力提出了考验。经过对比发现，在各个教育阶段，我国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差距最大的表现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我国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率比国外高出数十倍，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承担较高比例的教育费用，从整体上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 　　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村家庭在支付高中以上教育阶段的教育消费时已经力不从心，一个农村家庭全年的纯收入尚不足以支付一个本科生一学年的教育消费，而其家庭存款也只能支撑一个本科生完成不到半年的学业，城镇家庭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但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无可避免，尤其子女在较高教育阶段就学的家庭可能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因为一个本科生一学年的教育消费将近占去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势必要影响其他消费。 　　笔者认为，四成家庭教育负担沉重表明了我国家庭教育费用负担水平的不合理性。这充分说明，在实行教育费用分担机制后，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完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导致家庭的负担水平节节上升，许多家庭已经不堪重负。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应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可以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础，确定各级教育费用的家庭负担比例，在确定比例时要充分考虑社会差别，以此稳定人们的教育预期。 　　在现代社会，教育越来越成为确定社会成员地位的关键性因素，以至于教育成了当今时代中国老百姓“最不怕花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当今，越来越多的人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后天努力和成就，个人后天受教育程度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且，不论是对于社会上层成员要防止向下流动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下层成员要实现向上流动而言，都必须在教育上取得优势。正因为如此，教育支出应在家庭承受力的合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