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的《与妻书》，写于辛亥广州起义前三日的凌晨，“夜四鼓”之际。所欲告知亲人的，是人生一个重大抉择。 　　林先生平时待人处事，当他遇到知音时，则“雅谑间作，涉口成趣，一座倾倒。”（《辛亥人物碑传集》第105页）又“好游山水，幽踪胜迹，历访无遗，素旷达，不计金钱之数。”他少即能文，读书一览不忘。他认为，革命壮士当仗剑而起，解决根本问题，则累卵之危，庶可挽救。辛亥年在广州率人攻击总督署，巷战既久，力竭被擒，会审问供时，先问，后又提供笔墨，他信笔一挥，立尽二纸，洋洋数千言，大有文不加点之势；其间欲呕，某吏亲持痰盂侍侯，林烈士从容视死，当堂演说，说到时局悲观，捶胸顿足，力劝堂上官吏革除专制，以建共和，使国家富强，人民逸安，他的披沥以道，使清吏也不得不俯首倾听，其词气激昂，可想而知。被害之日，面不改色，俯仰自如，大笑曰：“吾今日登仙矣。” 　　当其引颈就戮之际，年仅24岁。黄花岗之役，和他同一队列、冲锋在前的方声洞和喻培伦，这年也都才25岁。如花似玉的年华，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八零后，却早已是允文允武的青年知识分子，抱负深沉，才略过人，尤以道德情操的高迈卓绝，留下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方先生遂孤身被围，犹奋力突击，身中数弹，血流满衣，牺牲前犹力撑以手枪击毙清军多人。喻培伦与增援清兵遭遇，鏖战三个多小时，身负重伤，弹尽力竭，为敌所捕，他和林觉民一样，也是临刑前慷慨陈述革命宗旨。 　　林先生在信中设问，何以忍心离开爱妻而去？根底就在“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正是这无法割舍的真爱的伟大力量，使得烈士“所以敢先汝而死，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信中又列举自求一死之外种种意外的死法，来辗转说明决绝赴死的因由。信中犹将笔触伸展到两人燕尔新婚之际，“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读之不免潸然泪下，及读至“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更令人肝肠寸断。 　　意境是那样的凄清酸楚，情怀是那样的缱绻深挚，选择是那样的无怨无悔，态度是那样的勇毅决绝。不难想象诀别信书写者的至情至性，实为人间不可多得之奇男子。看似最放得下的，其实是最放不下的。世间最难放下的，却放下了。小我之外更广阔的、时代的、民族的、国体的生命。这当中更含有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也即烈士所说的为“天下人谋永福”之意，所以林先生义无反顾走向战斗第一线。这最放不下和业已放下的交集，这看似无解的矛盾的化解与抉择，形成义贯千秋的升华，牺牲一己的生命，去照亮长夜难明的晦暗天空。作为肉身的身躯固已为敌所杀，而其为自由正义而作战的信心和精神，却创导了以仁制暴、敌消我长的大势。 　　今苏州虎丘千人坐旁有“石点头”十道。传古有高僧讲经于此，无人信他所讲，他就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结果，石皆为之点头不已（见《中吴记闻》卷二）。林先生这封给妻子的诀别信，他能感之并能写之，就确有令顽石点头之效。 　　林觉民和方声洞一样，尽其如花之年的革命心曲。方先生在起义前一个月他所留下的绝命书中，可知其蓄志已久，信中有谓“父亲大人膝下：……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清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50年后，声洞夫人王颖已垂垂老矣，她撰文回忆声洞的为人、学识是“肝胆照人，处世接物极富热情。对病理学钻研尤精，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又说“声洞待我真是体贴入微，即生活琐事，也照料极为周到。当我们的儿子贤旭出世的时候，他守在我的身边三天三夜，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份分娩的痛苦似的”（《忆声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1961年版，中华书局）。 　　先贤不畏死、不惮烦的一贯坚毅卓绝的精神，在其感情生活中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后人梳理前贤惊天的举动，更当标举他们垂范千秋的感情世界传诸后世，这才是前贤事业与精神的最基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