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河南开封一起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挑动了警方最敏感的触觉：农村妇女田某用假药掉包换取药店的真药，被民警现场抓住。经查，田某曾先后5次用假药在开封宋都大药房等5家药店换取真药。 　　一个普通农民，自己不具备生产假药的能力，她背后的黑手会是谁？犯罪的上游又躲藏在哪儿？一条细微的线索牵出了一个完整的假药产供销链。 　　惊： 淀粉做药，“治病”药 　　缘何“致病致命” 　　在安阳市公安局地下仓库，记者见到了此次查获的部分假药。从复方甘草片、珍珠明目液、吗丁啉，到罗红霉素、阿奇霉素，从毓婷、达克宁软膏，到脉络宁、地奥心血康，既有家庭常用药，又有需医生处方才能购买到的消炎药、心脑血管药品，既有丹参滴注液、脉络宁注射液等各类注射针剂，还有狂犬病疫苗等生物制品，各类假冒药品共计60多种。 　　办案民警透露，此次查获的假冒药品很多本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急重病临床急救的救命药。 　　而这些假药都是什么成分？ 　　据化验，它们多以淀粉、玉米粉、饲料、水、化学色素等为原料，为使其与真药在色彩、重量和反应效果上相似，不法分子竟然在假药中添加了铁粉、兴奋剂、安定等成分…… 　　记者从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厚厚一摞食品药品检验所对此次查获的假药样本检验报告中随意抽取了一份，上面写着：按标准，含阿奇霉素应为标示量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百一十，但样本检验结果仅为百分之三，即含量不到合格剂量的三十分之一。 　　40余份假药样本检验报告，无一合格。 　　安徽省阜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科陈秀萍告诉记者，假药中的有害成分会直接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即使添加的是无毒的淀粉，也会延误治疗；自行添加散装药剂，剂量忽高忽低，过低没有治疗作用，过高容易危及生命；如果添加过期药剂，西药容易发生化学变化，降解产生有害物质，如同慢性毒药，用过期的针剂尤其危险。 　　就公安机关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本案中的假药主要流入到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小药店、保健品店、私人诊所和乡村诊室。而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缺乏医疗人才和检测设备，若遇到致命假药，后果不堪设想。 　　问： 假药产业， 　　缘何通行无阻？ 　　在安阳市公安局看守所，记者见到了本案制假嫌疑人之一杜某。 　　阳光从讯问室的窗口照进来，他把身体躲在阴影里，面色憔悴。 　　“我从医药公司买那些还有一二个月过期的成品药，很便宜，一房间的药几百块钱，拿回来就换包装，改批号。” 　　“大公司一般不卖给我药剂原材料，说得有营业执照才行，但小公司愿意卖。设备是在药品交易会上买的，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杜某说。 　　记者随即来到阜阳市太和县。这是皖西北的一个农业大县，更是闻名全国的药品集散地，全国4000多医药厂家的25000个品种在此小县城往来流通。 　　另一名嫌疑人岳某正是从北京某药业公司设在太和县的办事处购买假药制作原材料———3万余支该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再换上其他品牌的商标标识和外包装高价卖出。 　　和杜某一样，岳某表示，从购买原材料，到售卖成品假药；从印制包装，到物流发货，他们都有办法通行无阻。 　　思：屡禁不绝，如何让 　　不法分子不能、不敢、 　　不想制假售假？ 　　人们追问，假药犯罪为何屡打不绝？ 　　舒晓南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有效的行政监管让犯罪分子很大程度上“不能”制售假药，那么司法保障的作用则是让其“不敢”制售假药。 　　就此，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杨文介绍称，2011年5月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一旦发现有制售假药行为就必须移送公安机关，且对假药犯罪罚金也不设上限，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对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第二直属总队副总队长夏卫宁也认为，有必要改进刑法的相关适用条件，以加大对假药犯罪的司法威慑力。 　　“治乱象，用重拳。治乱象，用重典。”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说，“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杜绝假药，这才是确保人民群众健康的根本。” 　　胡浩 李科 王立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