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九州出版社出版)是钱穆先生次子钱行近二十年来阅读父亲著作、理解父亲思想、思考文化人生所写下的若干短篇汇集。书中追叙了钱穆生平阅历与一些不为人知的家庭轶事，针对他认为读书界对钱穆生平、学术思想存在误解的一些文字和观点，作出了更正或商榷。 　　文化精神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16岁时，他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和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80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那时香港环境复杂，人们关心的都是政治和军事，但父亲和唐君毅先生等却在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谋利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大多免费入学就读。 　　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1954年起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之后，父亲提出，雅礼协会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新亚书院新校舍落成后，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在孔子像边挂耶稣像。父亲说，新亚不是教会学校，断然拒绝。1963年，香港政府集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父亲觉得办学和研读不能兼顾，决定引退，随后赴马来西亚作短期讲学，后因香港秩序混乱，迁居台湾，那已是1967年了。 　　感人亲情 　　第一次和父亲在香港见面后，隔了4年，父亲90岁生日，香港的朋友和学生们为父亲祝寿。在金耀基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再一次去了香港。这时大哥钱拙已因病去世，他是苏州大学物理系教师，从小聪颖能干。他的去世对年迈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亲自给大哥的儿子钱松写信，要他学习伯父钱伟长。钱伟长也是少年丧父，依靠自己努力而学有所长的。去香港祝寿时，我们带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钱松，他代表大哥一家；一个是我的女儿婉约，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学习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是孙辈中唯一读文科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得到爷爷奶奶的特别青睐。 　　这次，我们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祝寿活动热烈而隆重，新亚校友特别安排了一天时间参观了最初的桂林街校址，以及其后的农圃道校址，回忆当年新亚发展的历程，大家唱起了父亲作词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我们开始懂得父亲创办新亚书院是提倡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弘扬中国文化，正体现了父亲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对民族前途命运的信心和责任感。 　　钱松那时正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心想出国留学，未经爷爷的同意，自己向香港的先生们打听。父亲知道了，严肃地对他说：“我是不会托人帮你们其中哪一个出国的，你们出国要靠自己努力。”钱松听从祖父的教导，后来考取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不久由校方派去美国访问学习一年。 　　这次香港一家三代团聚，使父亲非常高兴，有时说着说着会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师友杂忆》中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此亦难得。”父亲对骨肉离散的痛苦，比我们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