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逝世50周年。这位对中国教育事业贡献颇大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亲自筹款办起了中国赫赫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鲜为人知的是，他与私立海南大学也曾有过一段历史的因缘际会。在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所著《私立海南大学》增订版（海南出版社 2011版）一书中，选登了两张司徒雷登与韩汉英、宋子文等人在海口机场的合照。时过境迁,由于当年司徒雷登访琼的历史资料匮乏，那段历史虽只留下一个历史影像的模糊背影，却引起了人们无尽的悬想。

　　1947年11月私立海南大学顺利开学,这所承载了诸多海南乡亲教育梦想的最高学府,成为当时许多海南人的骄傲。时任广东省主席、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的宋子文即是其中一位。

　　1948年初，或许就在一个绿意盎然、阳光明媚的春日，宋子文陪同一位美国贵宾访琼，当飞机飞临海口上空时，他指着美丽的椰子园自豪地说：“This is my island, this is my university！”这位美国贵宾，就是大名鼎鼎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而司徒雷登与私立海大曾有过的这段历史缘分，很多年后由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其所著的《私立海南大学》一书中披露，书中收录的两张司徒雷登与宋子文等在海口机场的合影，为这段几乎被人淡忘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燕园之父”司徒雷登

　　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逝世50周年。中国民众对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相信许多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那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来华传教士。1887年，父母在中国工作满13年获得1年的假期，便带他一起回美国休假。父母返华后，他继续留在美国求学。其时美国基督教正兴盛“跃进运动”，鼓励和呼吁本国基督徒到海外传教。司徒雷登父母虽是传教士，但自小便看到父母在华传教环境的艰难与恶劣，因而并不对当传教士尤其是来华传教具有热望与信心。但最后，他决定通过一种“终极测试”来考察自己的宗教理念。“我决心让自己成为一名传教士，并努力让自己通过对事业和生活的满足来证明基督教信仰就是我的最高价值。如果上帝为我在自己的祖国安排了工作，或者他明白我无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我自然也会追随他的指引。”在搞了两年“跃进运动”及于协和神学院毕业获得牧师从业资格后，1904年12月他终于再次回到中国。

　　他回到中国最先是担任传教士，传教的范围包括杭州和湖州之间的广大乡村区域。当传教士期间，参与建立了作为之江大学前身的杭州育英书院。此项工作想应为他日后创办燕京大学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南京金陵神学院成立后，被长老会从教堂借调，受邀到该院任教，讲授《新约圣经》，时为1908年。1918年末，司徒离开南京金陵神学院，前往北京创办燕京大学，并担任燕大校长、校务长。

　　燕京大学是在联合隶属卫理公会的汇文大学堂、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学校还没开始创办，司徒雷登为调和两间学校在联合后创办的新学校的取名上，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校的艰难可见，更不用说之后的筹款问题了。司徒雷登接手创办的这间大学一贫如洗，只好回去美国四处筹款。他戏称自己这段经历为“乞讨”之旅，并说：“每次看到个乞丐，我就不禁觉得自己和他都是丐帮的兄弟。”燕大是一间教会大学，基督教精神自然是其立校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强求所有学生都必须信仰基督教或参加教会活动。它所崇奉的是信仰自由原则，且其不少毕业生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燕大的发展目标是希望中国人在学校各方面起到越来越多的领导作用，最终成为一间真正的中国大学。

　　司徒雷登与私立海大擦肩而过

　　在苏书“私立海南大学相片集锦增页”中的两张司徒雷登与韩汉英、宋子文等人在海口机场的合照，一张题为“欢迎宋子文省主席同美国驻华司徒雷登大使三十七年来琼，在海口机场留影”，一张题为“韩汉英将军陪同宋子文主席、司徒雷登大使登车离琼，在海口机场留影”。司徒雷登成年后返华，在中国所从事过的职业中，传教士仅3年半，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10年，其后截至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前主持燕大达28年，即便是担任大使后他也并没有真正的离开燕大，头衔的英文名称仍是燕大校长，他出任大使校方作休假计。他曾说：“我的一生，深受三大因素影响，那就是宗教、教育和中国。更准确地说，是中国这个国家孕育了我的宗教精神和教育理念，使我在这两个领域内大展拳脚。”可见，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的看重。因此有理由推断，他在曾经的来琼考察的路途中，按一般情理会到访当时正办得如火如荼的私立海南大学。

　　苏云峰在书中说道：“在十五位董事中，以宋子文的政治地位为最高，唯他的影响力，仅限于初期筹设的阶段，诸如打通政府及军事单位的关节，以便利大学之早日立案等，此外他有没有捐献金钱，无人知道。不过他有一次返校视察，在飞机飞临海口上空时，指着海南大学校园对一位美国贵宾说：‘This is my unuversity.’可见他也以创设海南大学为荣。”美国贵宾即是司徒雷登。王国璋先生是梁大鹏在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时的高足，与恩师梁大鹏感情甚笃，他在苏书（1990年台版）出版后，应邀为苏书所写的书评《唯一与私立海南共始终的学者》中为这段历史作了说明：

　　“海大创办后请宋子文先生任校董会董事长，因为他是文昌人，又有地位及财势，原以为他会对学校财务有帮助，据梁师告我，结果是失望的。宋任广东省主席时，做了一批生意，赚了三十多万美金，梁师特函请他为海大捐款，他居然信也未回复。又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至广东访问，因飞机误点，宋在白云机场恭候司徒大使三个小时而不倦；司徒到达后，宋及梁师陪他搭飞机飞海南岛访问，在机上宋指着下面的海南岛及海大称：‘This is my island, this is my university.’当飞机降落海口后，梁师面报宋董事长称：‘海大师生已集合好了，恭请董事长前往训话。宋答曰：‘大鹏兄，我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海大师生空等了一场集会。自此以后，梁师始真正认识宋乃一买办政客，令乡人失望。”

　　虽然苏云峰先生认为：“王教授的文章难免有令人感觉过度凸显梁大鹏的角色之处，但我个人相信梁氏仅在知己面前才愿意畅述肺腑之言，这是档案史料中所无法寻觅者。而王教授记忆力甚强，能把人物、时地及各种情节翔实地牢记心头，所以他在本文中所补记的各项讯息，应是可靠的。”

　　笔者曾就此一问题与司徒是否曾到访过私立海大，致电请教过苏书（海南出版社2011版）的编者海南大学王春煜教授，王教授亦甚为希望有更多的资料出现来澄清此事，但以目前的情况，此事暂时只能定为一桩悬案了。不过，当司徒雷登、宋子文、梁大鹏三人同坐一机飞往海口，司徒知梁为新创私立海大副校长时，以司徒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关心，料应有问及梁私立海大办学的情形吧？而司徒的反应又是怎样？这实在引起笔者无限的悬想。

　　本专题图片除署名外均选自苏云峰《私立海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