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日本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的一些学堂

　　教书，境况并不得意，早有离开的想法了，这时接到了许寿裳的信。对于此事，他在《范爱农》中这样说：“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指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鲁迅信中的“季弗”即许寿裳。

　　鲁迅到教育部之初，职务是部员，政府机关里最低等的公务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员。后来民国政府搬到北京，鲁迅也随蔡元培北上，在宣武门外的山阴会馆借寓。1912年8月21日，鲁迅升任教育部佥事，五天后又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当时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司，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主管图书馆、博物院、动植物园、美术馆、体育游戏场、感化院及其他社会教育事务。从1912年8月直到后来离开，鲁迅在教育部始终担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鲁迅从民国肇始即在教育部做事，直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几乎贯穿了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众所周知，北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政权由各个派系轮番把持，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为什么一干就是十几年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了“弄几文俸钱”，以养家糊口———看来，当时的公务员就是个热门职业。

　　去南京之前，鲁迅在浙江教书，一月工资30块大洋，到教育部以后，收入一下子就涨出了好几倍。担任科长后，月薪200多元，以后又加到300元。据鲁迅1912年7月16日的日记记载：“晨收本月津贴60银洋。”这是鲁迅到教育部后第一次记录收入情况。除工资外，鲁迅还有一些额外收入，譬如稿费、讲课费、车马费等等，收入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知名学者陈明远写过一本名为《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的书，其中详细列举了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收入：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280银洋；1916年3月后300银洋。1920年后军阀混战，教育部经常拖欠工资，但即使如此，每月也有200银元左右的固定收入。

　　在民国年间，文人买个四合院似乎是家常便饭。鲁迅分别在1919年和1924年买过两个四合院，一大一小，大者3500元，小的1000元。鲁迅1919年的年收入是3600元，不吃不喝，刚好够数；1924年教育部拖欠薪水，只有2600余元，不过买个小四合院，也不是什么难事。

　　1925年8月，鲁迅因参与“女师大风潮”被北洋政府免职。他随即向平政院投递诉状，将教育总长章士钊告上了法庭。当时的行政诉讼与普通民刑诉讼分离，平政院是普通法院之外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8月31日，鲁迅亲赴平政院纳诉讼费30元；9月12日，平政院正式决定由该院第一庭审理此案。

　　1926年2月平政院作出裁决，取消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胜诉。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命令，转述平政院“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的结论，命令教育部“查照执行”并恢复鲁迅的职务，这场民国历史上的著名官司以鲁迅胜利而告终结。但鲁迅并没有继续干下去，1926年8月，他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开始了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