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六连当政治指导员的第一年，我们连分散在方圆百里的三个点上执行生产施工任务，加上在家的留守人员，一个连分成四个灶做饭。因为干的重体力活，又没啥油水，战士们每天要吃一斤八两大米，才能支持强大的体力消耗。全连累计超支大米近万斤。

　　为了抹掉超支，连队决定把南圣河边的菜地改成水田种稻谷。

　　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营区附近找不到犁田的牛。我只好咬牙宣布：没有牛，我们用人拉犁！

　　由于大部队都上山了，营区只剩下回连开会的我，和比我早入伍三年的司机班长王国权、早入伍两年的司机班副班长覃英喜，文书陈松、生产组长李利民等五个战士。尽管我是指导员，但当兵才四年半，在比我入伍早几年的老战士面前，仍然是个“新兵蛋”。在我们部队里，多喝一年五指山水的，就是“大拇指”，多喝两三年五指山水的肯定是“大哥大”。尤其是司机班长，凭着一技之长，可以在连队呼风唤雨。他们乐不乐意吃这个拉犁的苦呢？我还得同他们商量。当我把用人耕田的想法告诉他们时，岂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说咋干就咋干，没问题，不就是多出点力气吗?”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六人背着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木犁，提着一桶馒头，朝田边走去。在路上我就提出，我不会掌犁，只能在前面拉犁，由王国权掌犁。下田后，他死活不干，非要拉犁。

　　他第一个跑过去把拉犁的牵引绳套在自己肩上。其他战士都学着他的样子套好绳子，做出前弓后蹬的姿势。五个战士像五头拓荒牛组成的雕塑群，矗立在农田中。这张犁前站的是战友，还是比我早入伍几年的老兵，我用什么语气发号施令呢？覃英喜沉不住气了，大嚷一声：“指导员，下令啊！”我还是没有反应。这时，王国权把左脚提出水面，向后弯曲，呈出骏马扬蹄的姿势，大吼一声：“大家注意了———开始！”五个战士拼命拉着犁朝前奔，身后腾起一道泥浪。我急忙扶着犁紧紧跟上，由于用力不匀，犁尖没有平衡犁入泥中，像花眼老太太补衣服，一针长，一针短，一针在面上，一针在里子，害得拉犁的战士一会儿快步跑，一会儿突然停住，像下坡的单车轮磕到了石头，叫人很难受。犁到七八十米处，犁尖突然斜刺入地，害得几个拉犁的战士猛地往后一退，前面的战士碰到后面战士身上，后面两个战士招架不住，一屁股坐泥中，溅起一团水花，全身湿透。

　　他们虽然没有责怪我，但我心里很愧疚，连忙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掌不了犁！”我如此一说，他们反而不自在了，王国权把嘴一撇：“大家都在干活，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两个一身泥的战士脱掉长裤后，王国权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犁把：“你累了，休息一下，我试试看。”王国权是掌过犁的人，特别是开犁和收犁的时候，他把田头的泥巴犁得很利索，不需要再用锄头加工了。犁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浑身湿淋淋的，分不清汗水和泥水，我也饿得肚子咕咕直叫，想让大家吃点东西再干。我回头征求王国权意见时，却见他脸色苍白，两眼发直。我急忙转身跑过去扶住他。他直往我怀里倒，嘴里却挣扎着说：“没……没有什么……大事……”

　　我们把他抬到田埂上树荫里躺下，我还没开口了解情况，覃英喜就骂骂叽叽开了：“他是个老糊涂，昨晚感冒没吃饱饭，今天又没吃早餐，我叫他不要来，他说人太少，又没人会掌犁，必须来。”

　　我叫人拿来一壶水，他喝了几口，又要下田。我按住他：“你先回去，我保证今天上午学会掌犁。”他死活不肯，说不能下田，也要看着我们犁完了一起回去。他头靠田埂边苦楝树上指点我掌犁。

　　我知道，在大家都很疲劳的时候，任何思想工作都代替不了实际行动。我跑过去掌好犁，其他四个战士同时朝前迈开脚步，不约而同的一声“走”，真正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王国权看我掌犁的技术一点点提高，由衷地笑了。

　　那真诚的笑容，我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