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人，在国内开车如螃蟹过街，在国外亦如野马撒欢。

　　他们不免受人指责：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若如此千夫指之，我们也不尽对。我们把这些不文明现象仅仅归结于当事人的道德缺失、素质低下、修养不够。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当一个劣性事件不是个案，而是现象的时候，这就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素质问题，更要归结到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滞后。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深刻地描述过这种因为社会变迁而导致的文化脱节现象：乡下人初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认为，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因此并不关乎一个人的人格。

　　中国飞一般进入汽车社会，国人的汽车文明涵养虽早已过了“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的“乡土时期”，但汽车文化的构建却远远滞后于川流不息的汽车大军。

　　倘若诟病“汽车文化的成熟相较于汽车社会的到来迟到了太久”，是有些牵强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引起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但两者的变迁并不同步，前者较快而后者较慢。汽车文明的涵养，也必然要经历社会文化变迁的“三部曲”：从科技、经济等器物层面到法律、规则等制度层面，最后才是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

　　眼下的中国，改变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建设与执行。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汽车社会》一书中写道：“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汽车梦，各种汽车展会上人头攒动预示了一个汽车时代的来临，但关注汽车文明的人远远比想实现汽车梦的人少得多。如果每个人都不关心汽车文明，汽车梦的实现就将是一场灾难，个人的理性行为将会引致社会的非理性状态。”——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