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有十年了，我还常常在梦中与他相遇。我忘不了他，每当碰到困难，意志消沉的时候，想到父亲，身上就会滋生出力量。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他一生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却是我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他是个苦孩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生于万泉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童年时奶奶就去世了，小学毕业时，贫病交加的爷爷也撒手人寰。父亲只得辍学，靠放牛、在万泉河里放排、抓鱼摸虾来养家糊口，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幸好那时海南已解放，南方大学海南分校招生，父亲报考并被录取。这是海南解放初期一所非学历性质的培养工农干部的学校，父亲在那里读了不到一年就结业，分配到了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工作，踏上了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征程。意气风发的父亲将名字改为“新生”，寓意共产党给了他新的生命，他要追随共产党去奋斗，去创造新的生活。

　　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读上大学，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他一直都在工余坚持读书。他说过，“大学也就四年，我用四十年的时间来自学，就不信达不到大学文化水平。”父亲有一个很大的旧书架，上面摆满了文学、哲学、历史等名著，其中有许多是上世纪60年代他被下放到农村，人生处于低谷时购买并阅读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那时父亲已人到中年，我们姐弟几个尚小，他在机关任宣传干事，经常熬夜写材料，还患有严重的胃病，常常疼得额上冒冷汗。但他毅然参加了自考，几度寒暑，硬是拿下了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自考大专文凭。

　　父亲是个意志坚定的人，相信精神的力量，常说精神能变物质，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起床跑步，冬天洗冷水澡；每晚写日记，直到去世前几天才停笔。

　　父亲有情有义，敢于担当，他与母亲的结合与文学作品里那些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相比都毫不逊色。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公抗战时期是定安中学校长。日寇侵琼时，琼岛各市县公立中学均被迫停办，唯定安中学在外公的带领下七迁校址，辗转山区，坚持办学，弦歌不绝，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创造了海南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但他是个三民主义者，海南解放前夕孤身一人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解放后母亲靠着人民助学金读完了琼台师范学校，自知家庭成份不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毕业分配时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工作。

　　在那个美丽的翡翠山城里，我的父亲和母亲相遇了。那时父亲已在州委工作，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根正苗红，积极上进，深受领导的器重，已被组织列为培养对象。母亲是干部学校的教师，端庄秀丽，能歌善舞。火热的年代，两个年轻的火热的心灵，一经碰撞，便燃起了爱的火花。他们爱得如火如荼，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那个年代“血统论”盛行，这注定了来自不同家庭出身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必定是苦涩的。组织上派人找父亲谈话，劝他放弃这桩婚姻。一面是深爱的恋人和道义，一面是政治生命和光明的前程。父亲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不拖累父亲，母亲主动选择了离开。后来母亲说过，那段时间她曾多次想到了死，因为姐姐的出生让她放弃了这个念头。

　　最终还是父亲将母亲追了回来，他确信母亲是善良的人，绝不是什么异己分子。父亲向组织恳求，只要不开除党籍，他甘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以此表明对党的忠诚。

　　随后父母被下放到了琼岛西南部一个偏远贫困的黎族山乡，父亲在乡政府工作，母亲则在村小学当教师，一呆就是10年。我们姐弟几个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才重回州委工作。对于这段苦难，他从不抱怨，总是教育我们要向前看，要相信党，跟党走。2005年春节期间，身患绝症自知时日不多的父亲召开了最后一次家庭会议，对后事做了交待。他深情地对我们说，“我是个唯物主义者，知道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并不怕。当年，在那种形势和压力下我选择了你们的母亲，风风雨雨，能有今天我很知足了。当年我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我们家有五个党员了，这证明我对党是忠诚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光明磊落，不忘初心，有情有义。

　　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身上还有一些英雄主义的情结。他注重家庭教育，从小到大，总是告诫我们要有理想，要向英雄看齐。晚上，围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讲三国和水浒的故事，是我们兄弟几个少年时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认为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锻炼身体和砥砺意志。

　　近日，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日记时，我猛然看到半个多世纪前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父亲写下的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总不会是平坦顺利的，就让我的儿子在惊涛骇浪中长大成人吧。”我捧着这泛黄的仿佛带着父亲体温的笔记本，止不住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