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的初夏，两河交会的德国莱比锡，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在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任高级管理员以及政府枢密顾问的Stübel博士，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叫Hans——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德语名字。

　　怀着对医学的浓厚兴趣，刚成年的Hans自1903年起，先后在耶拿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等德国名校专攻医学，并于1908年顺利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两年后，Hans应聘回到母校耶拿大学任教，在1915年年仅30岁的他晋升为副教授。

　　还在Hans求学之时，他的同胞、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成立了德文医学堂，经过10余年的兼收并蓄，于1923年正式定名为同济大学。

　　这一年，38岁的Hans决定接受邀请，赴沪担任同济医科生理学教授兼生理学馆主任。因为Hans博学多才又通晓天文、历史、人类等学科，同济大学的欧特曼教授根据他的德语姓氏Stübel，为他取了个“史图博”的中文名字。

　　此后28年，史图博不仅用他出色的教学和人品赢得了同济师生的赞誉，还凭借着个人兴趣遍访中国山野，在民族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尤以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海南岛民族志》一书，奠定了其中国黎学奠基人的学术地位。

　　从Hans到史图博，28年光阴荏苒，这个红发蓝眼的德国医生，用一生中的风华正茂，书写了一篇篇属于中国的民族志。

　　同济岁月

　　在同济大学的日子，对于史图博和同济学子来说，是段快乐的时光。

　　“举凡医学、生理、天文、历史、地理、植物等学科，史图博无所不通。而他的课常常是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省民族学会副秘书长王献军经过对诸多文献的查阅与研究，还原着史图博在同济的点点滴滴。

　　据悉，史图博当年的考试常用口试的方式，由浅入深地提出问题，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而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史图博还乐于与助教合作搞科研、写论文，同时还积极创造条件送助教出国深造。

　　1927年，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还曾几次赴同济大学拜访史图博，探讨如何办好大学教育。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史图博为加强学生动脑动手能力，组建了生理学馆，为解决经费不足、无钱购买仪器设备的问题，史图博还向德国募捐，并将自己的研究经费捐出，用于购置心电图仪器等设备，使得同济大学的生理学馆在当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随着“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同济大学被迫内迁，校内不少德籍教师离沪返国，但史图博的选择有些另类：他既没留在上海，也没选择回国，而是不顾几千里的艰辛跋涉，冒着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和同济大学的师生员工一起辗转于赣、湘、粤、桂、滇、川等省，并坚持教学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史图博又从内地返沪，继续坚守在教学一线。

　　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同济大学不再使用德语教学，让一直使用德语讲课的史图博犯了难，考虑再三，他选择了归乡。而当初那个健硕的史图博在离开上海之时，已经是个66岁的鹤发老人了。

　　有趣的是，上世纪50年代，已经迁往武汉的同济医学院在举办生化进修班和高师班时，教学中急需一种国内缺货的微量化学试剂，史图博当年的同事写信告诉了远在德国的他，没过多久，这种试剂就从德国邮寄到了武汉。

　　遍访山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的文化触角伸向东方，从环地中海的北非、近东地区，到波斯中亚地区，以及远东中国大陆、印度支那半岛及太平洋岛国，随处可见欧洲文化触及的印迹。而东方文化的魅力，尤其是许多未经发掘的处女地，推动着无数欧洲学者东来探险发掘。

　　史图博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选择了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

　　由医学延伸的人类学兴趣，让史图博具有极高的人类学素养，早年游历非洲及欧洲的经历，让他每逢同济大学暑假，都会约请助教充当翻译，一起到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游历考察。浙闽交界的畲族地区、粤桂相邻的瑶族地区、云贵两省的苗族、僳僳族地区，甘肃的蒙古族、藏族地区以及海南岛的黎族地区，都曾留下过史图博的足迹。

　　1929年夏天，史图博与学生李化民一起前往浙南和闽北的畲族地区游历考察，对畲族饮食、服饰、婚丧、祭祀、语言、民歌、传说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记录，于考察结束后写成《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一文，后经蔡元培审阅和推荐，在1931年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上正式出版。

　　牛刀小试初有成就，史图博的目标更远了。

　　1931年和1932年的夏天，史图博两次来到海南岛的黎族地区进行游历考察。第一次旅程从南丰出发，经过白沙峒、元门峒，再越过中部山脉到达五指山区，然后抵达南部海岸的崖州、三亚港。第二次旅程也是从南丰起步，绕海南岛西南部和中部环行一周。

　　每次游历考察回来，史图博总要带回些少数民族的服饰、用品。1937年3月，史图博还在上海市博物馆举办过为期六天的“海南岛黎苗民物展览会”，展出黎族服饰、饮食器具、渔猎用具、纺织器具、兵器、乐器、宗教物品以及玩具等，据当时的报刊报道，沪上人士前来参观者颇为踊跃。

　　两次海南岛的游历，也让史图博最终写下《海南岛民族志》一书，就是他在海南两次考察后所得资料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黎学奠基

　　黎学，是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即用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方法来对黎族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黎学的研究始于民国，彼时一批国内外学者深入黎区展开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科研成果。“而史图博，称其为‘中国黎学的奠基人’也毫不为过。”王献军说。

　　史图博的黎学研究成果，尽在他那《海南岛民族志》一书里。

　　《海南岛民族志》的德文版原名是《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于1937年在德国柏林出版，主要讲述了黎族及少部分苗族、汉族和回族的情况。

　　全书分本地黎、美孚黎、岐黎和侾黎四个部分，史图博对这四个支系的黎族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述和研究，举凡服饰、建筑、生产、经济、食物、教育、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另附有26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该书出版不久，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郞就于1943年作出了“如此详细而周到的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本书也可算作是研究黎族的权威著作。”的评价。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尾高邦雄则将该书称作：一把全面了解黎族近期状况的钥匙。

　　“这部书在黎学研究领域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民国时期其他同时代学者的黎学著作，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新学科、新方法来研究黎族的专著。”王献军感叹，它的出版问世，标志着现代黎学的产生和黎学研究的一个巅峰，以致于直到今天，凡研究黎族的专家学者，或热心于黎族文化的人，基本上都是沿着史图博所构建的框架来对黎族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

　　“奠定了今天黎族分类的基础、开创了在黎区进行民族学研究田野调查的先河、首次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对黎族进行了人体观察和测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黎族进行了研究。”王献军认为，从这4个方面来说，称史图博为“中国黎学奠基人”是名副其实的。

　　1961年的冬天，距离踏足海南岛近30年后，76岁的史图博病逝于联邦德国的埃尔兰根，不知在离开的那一刻他是否还在想念，海南岛这片黎族聚居的神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