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视剧《白鹿原》落下帷幕，这部大剧中的一些人物引发了人们热议。其中，最具智慧并对全剧主线影响至深的朱先生，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剧中主角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虽不能算是绝对的主角，但在小说原著及电视剧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而且每次遇到难事无法解决时，这位智者总能用几句话就点醒众人。那么，这位神秘而充满传奇色彩的朱先生，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呢？
朱先生原是牛先生
认真说，陈忠实先生创作《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时还真有原型。不过，朱先生并不姓朱而是姓牛，他就是清末民初的陕西名士牛兆濂。所谓“朱”者，即“牛”字和“人”字合二为一。
牛先生名兆濂，陕西蓝田县人，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当地一清寒的耕读之家。牛先生自小就非同寻常，入塾读书后，竟能一览成诵、过目不忘，乡间有“神童”之誉。16岁那年，牛先生首应县考名列前茅，轻松获取秀才功名，远近皆以“牛才子”称之。4年后，牛先生再赴省试而一举夺魁，声名达于关辅。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丁忧父丧兼侍母病，牛先生未能一鼓作气，其一生功名止步于孝廉。
当然，牛先生未能赴京应试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家境贫寒所致。中举后，牛先生一边教读谋生，一边拜在关中大儒贺复斋的门下研习程朱理学。庚子年中，陕西因大旱导致严重灾荒，牛先生应命主持蓝田全县赈恤救济事宜，因其不辞辛劳、清正躬事，赢得各方赞赏。事后，陕西巡抚升允以其德才出类而奏闻清廷，后者遂命其赴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以备重用。但是，牛先生志向在学不在官，坚辞不就，继续其治学教读生涯。
清末新政后，清廷兴新学废科举，各省纷纷创办新学堂。时为陕甘总督的升允仍未忘记牛先生，屡次派人延请其为陕西大学堂总教席，牛先生推辞不过只得应召。但是，或许因为新学并不符合牛先生胃口，其仅事教三个月又辞归蓝田故里，仍治“程朱之学”。此后，牛先生先后在三原“清麓书院”、西安“鲁齐书院”、蓝田“芸阁学舍”等地讲学，其理学思想也日臻成熟，并最终成为陕西关学的最后一代大儒。
清末时期，牛先生当选为陕西咨议局议员并任常驻委员，期间曾负责全省查禁鸦片烟苗工作，因其道德高尚、不徇私情，禁烟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对此，陈忠实先生在小说《白鹿原》中也有相当生动的描写。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新军也随之响应，西安成为革命党的天下。以事实论，作为传统儒学大家的牛先生并不赞成革命，其认为革命乃是“三纲五常之废驰，乃旷古之奇变也”。因此，他很快辞去省咨议局委员之职，携家眷避入南山。此后，革命党当局屡次邀请其出山任事，但牛先生以“君臣之义”而一概托病谢绝。而在这时，原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大军反扑西安，兵至咸阳，一时大军压境，革命党政府岌岌可危。
在此情况下，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请牛先生前去劝服升允罢兵休战。为免家乡生灵涂炭，牛先生沉思再三后，最终决定冒险前往乾陵与升允相晤，陈说利害。陈忠实先生即以此为历史背景，从侧面记述了陕西的辛亥之变。
辛亥年战事终结者
在小说《白鹿原》中，升允被化名为“方允”（方指曾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其本为蒙古镶黄旗人，举人出身，同时也是清末督抚中少有的干吏之一。升允在陕西任官多年，其在端方之后相继担任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在任期间倡办教育、推行商务，成绩并不算坏。不过，升允为人刚愎执拗，清廷在宣统元年（1909年）大力推行预备立宪，各省督抚中唯独升允大加反对，最终被清廷杀鸡儆猴而免去总督一职。事后，升允仍闲居西安满城，以待后用。
辛亥年中，陕西新军发动兵变并围攻满城，此时升允正好在西安城外草滩办事，这才得以幸免于难。得知事变后，升允只身急赴甘肃平凉，后在陕甘总督长庚的举荐下，清廷命其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以镇压陕西革命军。在长庚的协助下，升允组织了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入陕西并连克长武、彬县，后在西安近郊的乾州（今乾县）一带与陕西革命军展开激战。升允所部，志在复仇，其俘虏的革命军士兵一律处死，一路上堪称杀人如麻。
在此过程中，清廷宣布南北和议，而升允对此极力反对，其曾致电资政院，痛责北方谈判唐绍仪等人勾结革命党，其与南方革命政府签订停战约是“长寇志，慢军心”，并要求清廷严查唐绍仪等人的“庇匪之罪”。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升允在清帝退位后仍指挥所部继续进攻，陕西革命军兵马都督张云山派行营执事官雷恒焱为代表赴乾州十八里铺面见升允，告知南北和议成功，要求双方停战。孰料，升允非但不听，反而下令将雷恒焱割耳削鼻，弃尸于荒野土窖之中。退守咸阳的陕西革命军标统丘彦彪派曾任升允卫士的先锋总队长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其罢兵和谈。升允竟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东城门上示众，并将俘虏的革命军全部处死。
升允的暴行激起了革命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特致电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其直斥升允为“民国公敌”，要求袁派北洋军入陕援救革命军并驱逐升允。曾被升允通缉的陕西革命党于右任也致电袁世凯，称：“升允涂炭西北之人民，扰乱五族之平和，及今不除，后患滋大。”在各方压力下，袁世凯担心升允破坏和议大局，随后调派河南毅军赵倜部赴陕增援。
期间，与升允交谊深厚的乡贤名士牛兆濂，受陕西军政府之邀前往礼泉与升允谈判议和。故人相见互致寒暄后，升允仍一意进兵，非要剿灭革命军不可。之后，牛兆濂力劝升允说：“清数已尽，再战无益；唯有罢兵，免除生灵涂炭，亦可保在陕为政多年之清名。”最终，升允好说歹说被劝服了，其一边痛骂袁世凯误国，一边声称：“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然而，撤军后的升允仍不死心，他一面封锁清帝退位消息，一面企图迎溥仪到西北建立小朝廷。回到平凉后，升允又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出任陕西都督，但袁对此未予理睬。直到1912年3月下旬，在清帝退位的消息已经遍及营中、军心已乱的情况下，升允这才无奈地交出军权，后带着家眷走往西宁。
至此，辛亥年的战事才算是真正结束。
世上再无“牛先生”
此后，升允几经辗转，经西伯利亚及东北后流亡日本，随后仍积极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即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复辟，但因计划仓促而未能得逞。同年12月，升允又潜入青岛继续复辟活动。
1914年日军借口对德国宣战而侵占青岛后，升允曾向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寻求支持未果。张勋复辟前夕，升允与前清遗老郑孝胥等人书信往来频繁。他曾致函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要他抓住大好机会，完成“复辟大业”。
1917年7月，张勋拥逊帝溥仪二度登基，实行复辟。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升允，也被封为了大学士。但正当这位“大学士”兴致勃勃地准备赴京上任时，短命的复辟在十余天后即宣告失败。大失所望之余，升允从此一蹶不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升允病死于天津租界。尽管当时溥仪已被赶出紫禁城，但“小朝廷”仍旧给升允赐谥号“文忠”，算是对其长期支持的一个回报。
至于牛先生，尽管当地政府一再邀请，但他并未出仕而以前朝遗老自命。从1918年起，牛先生定居芸阁学舍，其在新时代、新文化扑鼻之际仍如以往那般大力提倡尊儒崇孔，研习理学，其于传统教育堪称奉献终身。在几十年的教习生涯中，牛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及秦、晋、豫、鲁、冀等十数省，人称“蓝川先生”。
不过，牛先生虽然淡泊名利，但并非万事不问、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出世之人。民国年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饥荒，牛先生即走出书斋，四处查看灾情并组织赈济，而个人不取一分一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牛先生有强烈的华夏意识和爱国情怀，其终身衣布服素，从不用外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牛先生愤而减膳数月，并在报上发表《阋墙谣》诗，号召国人加强团结，共御外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时已重病缠身的牛先生更为忧愤不已，最终于当年7月21日病卒，年70岁。
牛先生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其德行荫庇乡里数十载，故秦地无不以“圣人”称之，甚至将之神化为“牛神仙”。如小说《白鹿原》中所说，在朱先生离世后，白嘉轩长叹一声：“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