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利用微信发红包或索要红包，不过是时兴的一种交往方式，并非什么大事。然而，早在2014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黄树贤就已明确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

　　如何判定公职人员收受红包是否涉嫌受贿？有专家指出，受贿是法律概念，需要考虑其构成要件，能否认定为受贿或索贿需要看具体情节——第一要看金额大小，第二要看有没有利用职权谋私，这两个条件不能缺少。不过，首先要明确的是，从已经曝光的案例看，不管是否被认定为受贿或索贿，从邢艳军到肖绍彪，他们公然索要微信红包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公务人员形象，应受到严肃处理。

　　在专家看来，微信红包属于一种送礼或收礼金的行为，本质上与现实中的红包并无区别，因此在惩处上同样适用现行相关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等公职人员要意识到，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圈中，一举一动都应该对标现实中的规矩，决不能因为微信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就降低标准和要求。

　　不过，正像我们看到的，借助微信进行的腐败，易调查但难发现。原因很简单，不管是微信红包还是其他电子红包，只有行贿受贿的双方“你知我知”，这样的腐败比一般腐败的隐蔽性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收受双方之间撕破脸或者被举报，否则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都很难介入。正因如此，北京大学廉政教育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的说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对于监管来说，重点不在于收和送本身，而在于前置性的条件。”

　　所谓“前置性”就是要把关口前移，让领导干部意识到通过微信索要、收受红包本身是一种违纪的行为，触犯了纪律红线。把关口前移到领导干部视线内，争取让他们能够自觉树立起拒绝红包的理念，这才是监管的要点。（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