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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美国将更多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霸凌制裁成瘾，例如制定《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扩大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制裁；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加紧对古巴实施封锁等。美国不仅制裁被其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实施“二级制裁”。

　　美国不断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范围，不顾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则，强行将外国个人和实体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可以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获取欧洲银行的用户数据和转账信息。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指出，近年来，欧洲企业不断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打击，一些被控“贪腐”或违反美方禁令与古巴、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进行贸易的企业被罚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美国这些举动造成相关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破坏性不亚于战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三国因受到美国长期制裁，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而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步加码，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篇文章以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非法的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章呼吁：“是时候结束美国的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了。”

　　国际社会愈发看清楚，美国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只在对美有利时才会被美方遵守。美国政客口中谈的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心里信奉的是“美国优先”，手上挥舞的是“制裁大棒”。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破坏中国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文件中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蓄意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加一系列单边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遏华政策，继续滥用国家力量，出台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华为等中国企业。截至今年4月，美国已将382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布包括73家中国企业在内的“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利益面前，美国对待盟友也毫不手软。二战后，美国对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无情打压，“广场协议”就是明证。近年来，美国认定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美国天然气行业造成影响并有损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对该项目实施多轮制裁，令美德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动辄对别国威胁、制裁、讹诈，美国早已将自己置于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正如阿里·拉伊迪在2019年出版的《隐秘战争》一书中所说，美国通过域外管辖的“合法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对盟国还是敌国，“美国只手遮天”。

　　唯我独尊，美国是国际秩序“破坏王”

　　在强大实力支撑下，“美国例外论”成为其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尤其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主要捍卫者。美国时时要求别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己却唯我独尊，将私利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上，凌驾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上。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套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度一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4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英国牛津大学2003年出版的《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一书概括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边组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合适工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一书中也指出：“美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但他们常常是稳定的最大阻碍。他们赞扬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优点，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违反和无视它们。”

　　美国一方面频频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方面严厉惩罚任何敢于挑战美国的“群”。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此举比美国历史上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法院裁决结果或拒绝配合国际法院调查的行为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能“公器私用”，美国宁可毁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返了一些国际组织或协议，但这也是为了服务其战略布局。对于《开放天空条约》等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协议，拜登政府仍然延续“退群毁约”的做法。尽管反复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但拜登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放弃“美国优先”，而是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这被欧洲媒体称为“美国优先2.0版”。

　　事实上，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意图，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美国都从不心慈手软。近几年，美国一直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军费开支，并增加支付给美国驻军的“保护费”。就在拜登今年6月欧洲之行前夕，美国被曝光监听欧洲盟国政要。这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又一起美国监听丑闻。这再度表明，美国长期在全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新冠疫情则如一面照妖镜，让“美国优先”的丑态无处遁形。疫情暴发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截留他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产能……一系列自私行为令世界瞠目，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严重损害。而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美国极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自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就开始抢订、抢购，将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无苗可种”的绝望境地。

　　美国还在疫苗问题上夹带“政治私货”。例如，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文章评论说，美国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换取墨西哥加强对其与危地马拉边境非法移民的控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说：“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损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全球多地秘密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德特里克堡基地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国政府不仅对自身诸多疑点闭口不谈，对本国干扰全球抗疫的行为选择性忽视，还变本加厉地借疫情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图绑架世界卫生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发国际人士的担忧与批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与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认为，美方行为“只会激起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坏抗击新冠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变异新冠病毒再度冲击的危急关头，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极大损害了世卫组织的协调角色。美国试图胁迫世卫组织，使之沦为政治化的“霸权工具”，这将导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与混乱，拖累的不仅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强推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国白宫8月11日宣布，拜登将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民主峰会”，并在一年之后举办线下面对面的峰会。显然，美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领导者和主要捍卫者。但讽刺的是，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被视为民主的最大威胁。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多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担心美国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民主，对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上帝选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式价值观鼓吹为至高无上的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其价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就宣扬，美国“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想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那个层次提升到赞美诗中所说的比天使略低的层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美国口中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准、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式价值”，其本质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式政治经济模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图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打击被其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实体，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操纵。195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2010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卫报》2014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企图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目：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家，假装开展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迷反对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证了杜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挂钩，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国“民主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展援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权规则，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政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等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然而这些国家自身不仅存在种族屠杀、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有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从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积极阻挠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勒斯特夫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人们也是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 柳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