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是我们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对中华文明本质属性进行的深刻思考和精辟总结，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共生发展关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熠熠生辉、薪火相传的基因密码。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可为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要使一个国家的文明绵延不绝，民族精神亘古流传，就必须时刻注重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发展没有中断的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其之所以绵延数千载而生生不息，得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不绝。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中华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中国仁人志士们开启了苦苦探寻救亡图存的艰辛历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深刻对比东西方文明，提出“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认为拯救世界于危机之中的唯一方案就是“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自此，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民族复兴使命开启了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新征程。这一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探究文化发展规律，挖掘中华文化优秀基因，扬弃其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糟粕和愚昧，并结合时代条件和特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补充与完善，展现了中华文化审美风范，激活了中华文明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本然规定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勇于创新、探索不止的民族。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不断创造着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诗经·大雅·文王》中记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停留在对古代文明的简单模仿和因循守旧的延续上，而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辉煌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好，党的事业什么时候就能得以顺利进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适应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其实质是基于民族自身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精神食粮。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富于创造的思维特质和文化禀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当今时代条件，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担负起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使命，为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开拓了广阔空间，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筑牢了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实然印证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大一统思想。在大一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华传统文化在自我革新中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与跃迁。西汉时期，为适应经济集中发展与大一统国家建制需要，中华传统文化完成了“外儒内法”的大规模“儒、道、法”思想的融合；宋明时期，以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兼容并蓄了儒释道三教学说，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形式和内涵，推动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人将传统文化中“大义为重”“以和为贵”等思想理念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思想，有力地掌握了革命主动权，凝聚了磅礴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性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科学构想。这一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崭新道路。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每一次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都推动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交流互鉴和融合共生，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应然体现
历史证明，一种文明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离不开对外来文明的开放包容，也离不开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开放包容是文化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回溯历史，中华民族历经的历次重要思想文化融合，就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的应然体现。自汉代以来，中华文明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思想，儒、佛与道三种文化思潮在发展进程中交融共生，构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明体系；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人民在探寻民族出路的进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一方面要以理性科学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传承其中有益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优秀基因，在使其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将其转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汲取人类现代文明的有益养分，以补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价值彰显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其根源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思想。“和合”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中华传统文化分别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维度演绎“和合”思想的丰富意蕴。其一，“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以礼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以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有序发展的状态；其二，“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强调尊重自然规律，以追求万物各得其所的和睦共生状态；其三，推崇国与国之间的“和”，倡导“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和平相处状态。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由这一文化基因所决定，彰显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和平处世之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在建设文化强国征程上，应传承好“和合”思想精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价值遵循。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两个结合”中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中华文化的自我革新中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1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思政专项）（项目编号：HNSK2021-53）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