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承舜

　　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八景”文化。燕京八景、关中八景、洛阳八景、南京八景、羊城八景、香港八景，年轻点的城市像深圳，也有深圳八景。

　　无论“老八景”“新八景”，“八景”之谓，已约定俗成，它以诗画为载体，融合特定地域的风物景观，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象。那么，“八景”文化，究竟源自何处，始于何时？

　　中华书局《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称：“八景之作，始自潇湘。”根据传统说法以及新版《辞源》的“潇湘八景”条目，均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为权威出处：“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

　　宋迪为北宋画家，洛阳人，好作山水，其生卒年份不详，与苏轼、司马光、周敦颐等同时代，《潇湘八景图》便是其代表作。自湘江上游起，“潇湘八景”依次为：永州的潇湘夜雨、衡阳的平沙落雁、南岳衡山的烟寺晚钟、湘潭昭山的山市晴岚、长沙橘子洲的江天暮雪、岳阳湘阴的远浦归帆、岳阳君山的洞庭秋月，只有渔村夕照位于沅江流域桃源县的白鳞洲，与桃花源景区隔江相望。

　　八景，以八为数，以四字名，不管岁月流转，物换星移，这种命名组合方式，延续900多年至今。

　　在长沙大西门外，曾有一座“八景台”，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遗址位于橘子洲湘江大桥东引桥附近。八景台临湘江而立，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文旅策划的顶流。八景台上摩画着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临题咏，盛极一时。米芾为“潇湘八景”题写组诗，南宋宁宗皇帝赵扩还用朱红御笔抄写“潇湘八景”组诗，“潇湘八景”自此声名远播。元代诗人欧阳玄《登八景台》这样描述：“山几重兮水几重，晴岚夕照有归鸿。潇湘八景丹青画，尽在高台指顾中。”八景台后于清乾隆年间荒废，但遗址尚存，近年来，长沙民间社会一直有重建八景台的呼声。

　　宋迪只是一个开始，此后《潇湘八景图》被历代画家诉诸丹青，反复摹画，逐渐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母题。南宋画家牟熙、夏圭、释玉涧、王洪作《潇湘八景图》，元代张远绘制《潇湘八景图》，明代书画家文征明一生创作题材最多的也是《潇湘八景图》，可惜大多数作品都流散海外。

　　在宋元时期，中国与海外的交流加强，《潇湘八景图》以各种形式传入日本、韩国。据说当时“潇湘八景”在日本普及程度之高，就连小学生有时候都要学，作文课学写诗，老师出个题目都与“八景”有关。日本人还仿照潇湘八景的范式创作了博多八景、近江八景、金泽八景、江户八景等等。

　　明清时期的中国，大至一城，小至一个氏族聚落地，也热衷于定义各地的八景，“内八景”“外八景”“新八景”这些形式多样的八景称谓，一时间如山花般烂漫开来。

　　让人疑惑的是，“八景”滥觞所出，为何是潇湘，而非别处？自两汉以来，潇湘总是和贬谪流放、去国怀乡联系在一起，左迁流寓者前赴后继，当仁不让地成为潇湘山水的文学代言。

　　屈原行吟湖湘而作《离骚》《九歌》；贾谊谪居长沙而赋《鵩鸟赋》《吊屈原赋》；张说谪守岳州，与洞庭山水相互成就，收获“诗人宰相”美名；柳宗元永州写下《永州八记》等名篇，开中国游记散文之先河。李白、杜甫、韩愈、王昌龄、刘禹锡、范仲淹、苏轼、秦观、米芾、马致远、李东阳、文征明、王夫之、郑板桥……他们或仕宦或贬谪或游览于此，他们或讴歌潇湘山水之清绝，或阐发思古之幽情，或书写怀才不遇之感喟，用生花妙笔为潇湘山水点染传神。仅《全唐诗》《全宋词》两部合集中，“潇湘”一词就出现858次之多。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南宋诗人陆游一联佳句，已足见潇湘山水的魔力。寄情于物，托物言志，显然，潇湘八景已经超脱了具体物象，对于创作者来说，潇湘八景的画意诗情，也不只停留在潇湘山水的视觉写照，而是展现自然、隐逸以及怡然自得的生命状态。

　　古代的潇湘八景，就像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审美意象，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也许，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