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铁钧
《孟子·公孙丑》记载:“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其中“邮”特指传送公文或物品的人员或机构,表明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已有了类似如今的“快递”业务。当时齐国、郑国把“邮”称“遽”,晋国、楚国叫“驲”,鲁国、吴国叫“传”,“邮”的通道称“驿路”,人员称“驿使”或“驿卒”,途中休息、补给的地方称“驿站”。
《周礼·秋官》记有:“行夫使、司驿,督时必达。”《周礼·地官》中也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意思是:朝廷设有“行夫使”的官职,专门管理、监督“快递”准时送达。驿路每隔10里或30里就有可供餐饮、住宿的驿站。
秦汉时期,为防“快递”公文泄密,要用胶泥封住开口,加盖印迹,“快递”物品要据其形状装入密封的皮囊,同时还实行严格的收发、交接制度,确保安全运送、准时到达。
到了唐代,“快递”体系和规模空前发展,《唐六典》记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国都长安(今西安)有通往沿海各州、府的驿路25条,驿站1290多个,驿使(卒)1.3万余名。驿路隔50里设一站,快马1个时辰(2小时)抵达下一驿站换骑马匹,一昼夜可持续行进600余里。
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快递”分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种,宋神宗登基后,又增设了金牌急递:“快递员”身背金色木牌,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明是紧急传递圣旨或皇上御批的文件,到了驿站递件不能入内,要立即换马或换人接续赶路。
古代“快递”不但传达、运送御旨、公文和物品,在传送军事情报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宋纪三》记载:430年,北魏元帅吐谷浑统领2万铁骑,从幽州(北京)起程讨伐宋国领地济南郡。当时,宋国在幽州到济南路途上设有伪装成酒楼、客栈、茶馆的30多个驿站,魏兵刚出发,宋国驿卒即刻“快递”情报,仅2天就送到了济南郡,郡守萧承之马上传令撤离城内百姓,在城外埋伏重兵。魏兵行进4天才到了济南城,却见城内空无一人,吐谷浑正在大惑,城外喊杀突起,万余宋军把魏兵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内粮草断尽,吐谷浑只得率众受降。这是宋代首个得益于“快递”大获全胜的战例。
随着驿路的畅顺通达、设施健全、人员齐备,帝王和权贵开始“快递”私货,如唐玄宗为杨贵妃从岭南(一说西南)向长安送荔枝;唐肃宗从江浙沿海向西安运鲥鱼;山东巡抚向朝廷进贡海鲜等。
也有官府靠权势在驿路上走私,商人们也开始买通管理驿站的官员,传送私人物资、贩运商品。《永乐大典》记有元代天历三年(1330年)的“驿站”现状:“今各衙门官员为营私事,不肯遵守法度,搬取家属,收拾子粒,迁葬娶妻,送夫嫁女,泛滥给驿,以致‘驿站’消乏。”
明清时期,不但陆地驿路四通八达,还开辟了京杭大运河等多条“水驿”通道,许多地方成立了专门“快递”信函、物资的“民信局”和保护贵重物品的“镖局”,“快递”是交通运输、信息传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