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安琪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冬天，一艘小船自临高的码头缓缓离岸。船舱中，一位迟暮的老者回望着渐行渐远的琼州，不知道会不会想到东坡那首渡海诗，也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感叹。十年前，他本可在扬州诗酒风流、安享余生，却选择携带殷实家资与一腔抱负，万里投荒；十年间，他苦心经营、多所兴建，散尽了千金；离开时，只带着几箱书稿、两袖清风，和一个“近日循良之首”的清名。

　　他就是樊庶，临高人称呼了十年的“樊知县”“樊明府”。

　　倾囊济民兴百废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樊庶自扬州渡海而来。彼时的临高，旱涝交至，飓风时袭，县署破败“几无以避风雨”，文庙倾颓，学宫荒芜。这位来自繁华之地的县令没有皱眉叹息，反而从容自若地接手了这个残局。

　　鉴于临高经济凋敝，民生疾苦，樊庶拒绝了向百姓摊派款项的惯例，决定自掏腰包，重修临高县署。要知道，清代县令一年的俸禄不过四十五两。接下来的数年，樊庶修桥铺路、重建文庙、建祠兴学、刻书修志，俸禄连同家资，如流水般散去。

　　或许有人会不解：樊庶所在的扬州是何等的富庶，他何苦来这穷乡僻壤当穷官？樊庶在《临高县志》“名宦志”中引用了汉代名臣朱邑的名言，朱邑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桐乡。后世子孙奉我，不如桐乡民。”樊庶感慨，倘若没有爱民如子，没有多施善政，只凭一朝一夕、一二德行，如何能够得到后世民众的念念不忘呢？樊庶千里为官，来此僻壤，又岂是为了那区区五斗米？况且他所得俸禄甚微，远比不上他捐建之银。

　　他之所以远赴海南，内心应该也是有自己的为政理想。这在他晚年所写的《览镜》一诗中也有体现：“一年衰却一年身，把镜惊看倍怆神。民事艰难心血尽，官场疏懒性情真。低眉自愧来新誉，傲骨谁怜守旧贫。寄语半生金石友，飞扬不复昔时人。”

　　“民事艰难心血尽”一句，道出了他在临高任上以民为本的为官理念。后来，他在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时，读到苏轼《和劝农六首》中“贪夫污吏，鹰挚狼食”之句，深有感触。樊庶在县志“物产篇”中就曾写道：“然合浦之珠，念番峒之矿，非不可宝，乃昔为贪得之夫，流毒无已，至今念之，犹足寒心。是知地之所产，足为民富，亦足为民累也。语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良有以夫。”他借用“合浦还珠”的典故，讽喻贪敛之害。历来的官员，若将这些物产上贡邀宠，往往能博得上司青眼。但樊庶却道出了他的顾虑：一旦这些物产成为贡品，不知会有多少百姓为此丧命。

　　当他读到苏轼诗序中“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时，不禁深为共情。苏轼所忧，与樊庶在县志中所虑如出一辙，物产虽宝，却易成百姓之祸。于是，樊庶坚决拒绝采香为贡，并在苏轼的诗句后评道：“采香之祸，宋代尤烈，故公及此。至于今，则帖然矣。”

　　傲骨不因贫贱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后，樊庶的日子愈发艰难。多年的捐俸修建，早已耗尽家财。这一年秋日，县署退省斋中生出一株灵芝，色如碧乳，莹光有采。当地士子闻讯而来，争相庆贺，以为祥瑞。樊庶却淡然处之，只道：“吾固知其为芝也，然灵异之兴，与其有焉，曷若无之？故君子贵处常也。”

　　彼时的樊庶，家中“食指浩繁”，俸禄早已散尽，甚至“几无以致薪米”。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风骨，既不向百姓伸手，也不向上峰诉苦。他在《途中即事》一诗中写道：“两日山行意颇阑，斜风细雨透征鞍。愁来须鬓将成秃，病去肌肤不耐寒。浊酒孤灯茅店小，绳床石枕布衾宽。相逢何必惊相讶，久识临高苦县官。”

　　诗中的“久识临高苦县官”一句，道尽了一个清廉官员的清苦与坚守。他没有因为贫穷而改变操守，也没有因为困顿而放弃职责。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苏文忠公海外集》的编注，又着手重修《临高县志》。公务之余，他还在正学讲堂为诸生讲授课艺。

　　最能见出樊庶胸襟的，是他读苏轼《纵笔三首》诗时的评点。彼时的苏轼，在海南也有过“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的经历。樊庶读至此处，评道：“末首固出诙谐，然读‘醉饱萧条半月无’句，不觉为之酸鼻。非实历此境，决不作此乞怜语。嗟嗟！以公之贤且贵，尚历如此穷厄。今人无德无位，又无管、乐、王、谢之经济，曹、刘、岑、孟之诗文，动辄说牢骚，余甚不可解。”此时的樊庶，自己已陷入困顿，却能从古人的遭遇中获得慰藉。这种精神上的富足，远比物质上的丰裕更值得敬佩。

　　某年秋收时节，临高县治旁悄然建起一座小亭，远近村民肩挑手提，各自带来一升新米，鱼贯而入，将米倾入亭中的米缸。

　　原来，当乡民们得知樊县令家中即将断粮，便自发相约，在秋收后各携一升米，送至县署。贡生王伟业在《馈米亭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届秋成，家携米各一升，致馈于亭。”王伟业将此事与东汉“一钱太守”刘宠的典故相提并论，称“夫升米不及百钱，公之治临，远过刘之刺会”。刘宠任会稽太守，离任时父老各赠百钱，他只取一钱以表谢意，传为千古佳话。而樊庶在临高，为官一任，兴利除弊，散尽家财，百姓以一升米相报。一升米虽轻，却重逾千金，那是民心所向，是百姓对一个清廉官员最朴素的感念。

　　王伟业在文末补注道：“侯以贫故，致有是馈。倘易其守，于侯且不终矣，后侯者宁得例之？”这番话点出了关键：樊庶的贫穷，恰恰源于他的清廉；而百姓的馈赠，正是对他清廉的认可与回报。

　　身后清名留汗青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九月初四日，士民摩肩接踵，白发垂髫拥塞衙署，踊跃欢呼，簇拥着将樊庶的爵号升入临高的正学讲堂。

　　此前正学讲堂祀奉的是岛上名贤丘濬、海瑞。临高士人们认为：“文庄以学显，忠介以骨鲠政事名，侯皆师述之，故其治斐然有仁育义正之遗焉。”樊庶既有丘濬光大前贤、倡明圣学之志，又能够效仿海瑞忠直廉明，颇有政声，所以让樊庶配祀二公非常合宜。东莞人林凤冈目睹了这一盛举，将它写成《樊侯爵号升正学堂讲席记》一文，收入自己的别集《石岳诗寄》中，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樊庶的事迹传扬到通都大邑。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樊庶因病辞官，结束了为期十年的临高生涯。离任时，当地为他建了去思碑，立了万户弦歌坊。历史没有忘却樊庶的功绩，道光《广东通志》评价他：“清廉明洁，百废具举，实惠及民，为近日循良之首。”这个评价实在难得。光绪年间聂缉庆重修《临高县志》，在“名宦”一卷中，入清后道光以前的名宦仅收录了两位，樊庶便是其中之一，这大概是对一个清廉官员最好的告慰。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