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琦峰

　　蜈支洲岛上午后的阳光，是渐渐地、一寸一寸地减弱的。

　　那光，先在星麦芽洞穴的岩壁上留恋地抚了半晌，又穿过音乐现场（Live House）敞着的门扉，在啤酒杯沿凝成一小圈晃动的金光。

　　我就是在这里，对着那片被窗棂框定的海，整整发了一下午的呆。牛肉的厚实、甜点的绵软、果茶的清冽、烧烤的熏香，都像些无声的访客，来了又去，只在舌尖留下一串浅浅的、辨不清滋味的足印。待到日光终于肯卸去些锐气，变得温吞起来，我便起身，踱向那条长长的伸向海面的栈堤。

　　堤上果然热闹。钓鱼的人们，已然排开阵势，像一道奇异的风景，钉在栈桥的两侧。他们裹得严实，各色的防晒衣与遮阳帽，将他们塑成一尊尊沉默的雕像。从背后望去，那轮廓让我无端地想起装满稻谷的麻袋，鼓鼓囊囊的，又带着几分劳作后的闲适，不规则地散落着。

　　竿子静静地支着，丝线垂入碧蓝的水里，许久，也未见什么动静。他们守着，仿佛守着的不是鱼，而是一种定数，一种与海对坐的、消耗光阴的姿态。风是咸的，带着海藻被晒透了的腥气。

　　我的目光从这排静默的“麻袋”上移开，落到堤坝外沿那些巨大的水泥块上。那是些被称作扭王字块、四脚空心块的防浪之物，粗粝、狰狞，以极不自然的、张牙舞爪的姿态相互勾连着，堆积成一道奇异的屏障。海浪来了，扑上去，不是被撞得粉身碎骨，发出空洞而巨大的呜咽，就是被那些扭曲的孔洞吸进去，在深处搅成绝望的漩涡。人工的力与自然的力，在这里做着最笨拙也最直接的抗衡，看久了，竟生出一种蛮荒的悲壮感。

　　就在这蛮荒的背景前，一个身影闯了进来。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他的皮肤呈海风与烈日反复鞣制的酱褐色。他骑着一辆旧电瓶车，驮着一个硕大的塑料鱼筐，吱呀呀地碾过堤面的水泥地。到了近水处，他利落地停稳车，端起渔筐，一步一步走下堤坡。海水很快没过了他的腰，他的胸膛。他竟不停，索性游了起来，单手推着筐，另一只手从筐里扯出渔网，长长地、匀匀地撒将开去。那动作娴熟得像一种舞蹈，臂膀的每一次挥动，都带着海浪颠簸的节奏。白色的网在他身后的水面上延展成一道优美的弧，足有百米，像他为大海佩戴上的一条飘忽的绶带。

　　十来分钟后，他游到彼端，开始收网，那便是全然不同的景象了。手臂肌肉绷紧，青筋微凸，一圈，一圈，将海的力量与自己身体的力量角力着拉回。网渐渐显出轮廓，离了水，在夕照下闪动着银鳞的光。网眼上，密密地挂着些小鱼，小孩手掌般大小，红的像珊瑚碎片，白的像凝住的浪花，金黄的像跌落水底的点点夕阳。他将网拖上岸，俯身麻利地摘着。我坐在堤上看着，估摸那一网，总有三四斤的收获。他喘息着，头发上滴着水。

　　待他提着沉甸甸的渔筐上来，我问他：“大哥，这样一天能撒几网？”

　　他抹了把脸上的水珠，喘匀了气，憨厚地笑了笑：“三四次吧。不敢多，多了，人受不住，每次收网，骨头都像散了架。”话音落在潮湿的空气里，很快被海风吹走了。

　　旁边不知何时坐了一位老者，头发花白，面容安详。他接话，一口天津腔调，像给这海腥味里添了一勺醇厚的酱香：“我啊，每年冬天都来。”他望着海，缓缓地说：“就在三亚住下。等快过年了，就在这边收上三四十斤好鱼，冻瓷实了，带回去。年夜饭桌上，有这海的味道，才算齐全。”

　　我一时默然。撒网的汉子已将渔筐捆上车，又吱呀呀地骑着电瓶车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堤坝尽头，大约是赶着将渔获送去哪家排档或市场。天津来的老人依旧安坐着，眯着眼，看那海鸥起落，他在存储一份跨越三千里的、关于海与年的慰藉。而我，一个漫无目的的旅人，方才随心闲逛，踱步至此，看着他们的生计与归程。刚想着拍几张照片留念，才发现手机未带在身上。

　　劳作与闲逛，赚钱与旅行，养老与糊口，海风与阳光……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词，此刻在蜈支洲岛这窄窄的一道栈堤上，被无形的梭交织在一起。那梭，是时间，也是命运。撒网者搏的是此刻的生存，垂钓者守的是片刻的安宁，远游者寻的是记忆的暖色。

　　海是一样的海，它慷慨又吝啬，温柔又暴烈，映照着每一张望向它的面孔，却从不承诺同样的答案。波浪在防浪块下呜咽，仿佛是这人间百态的底噪，沉闷而恒久。然而，就在这底噪之上，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丈量着与这片海的距离，在走着自己那条或沉重、或轻盈、或既沉重又不得不轻盈的路。

　　夕阳终于完全沉进了温柔里，将海天相接处染成一片无言的酡红。堤上的“麻袋”们开始松动，收拾起长长的钓竿；天津的老人也起身，拍了拍裤上的灰；远处，那骑电瓶车的汉子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水痕，很快也干了。海潮依旧，一遍遍，冲刷着那些沉默的、张牙舞爪的消波块。我忽然觉得，那并不仅仅是抵御海浪的工事，更像是一块块粗糙的、巨大的界碑，默默区隔又连接着，这海边的、热气腾腾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