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雪 何畏

　　“君子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多样性的尊重，也蕴含着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处世之道。“和而不同”“并行不悖”的交往实践，最终是为了追求“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这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差异的尊重、对共处的追求和对共生的向往。

　　和而不同、并行不悖是中华文明处理差异、协调关系的重要智慧。“君子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多样性的尊重，也蕴含着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处世之道。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在不同地域、族群、思想和文明的交往交流中兼收并蓄，形成多元汇聚、和合共生的文明格局。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差异与分歧也相伴而生。因此，更要以和而不同的胸襟尊重差异，以并行不悖的智慧寻求共处之道，在文明互鉴中走向共生。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这一交往智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而不同

　　在尊重差异中凝聚共识

　　“和而不同”回答如何面对差异。《国语·郑语》中史伯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来批判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其中，“和”所谓“以他平他”，强调不同因素相互调和，意味着事物的发展需要多样性；“同”则指“以同裨同”，一味追求相同，反而会导致停滞衰败，难以持续发展。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所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的也是这一点，不应该盲目地附和与无原则地迁就，以牺牲差异为代价换取表面一致，而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与人和谐相处。

　　中华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在多样交往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并非在封闭状态中形成，而是在持续交往中壮大，不同地域、族群、思想长期交流，既保持各自特点，又不断吸收彼此所长。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众多学派百家争鸣；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吸收北方民族的服饰和军事经验；北魏孝文帝改革，推动鲜卑与中原文化进一步交融。中华文化始终在吸收与转化中发展。正如费孝通所概括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尊重自身之美，也欣赏他者之美，才能由差异走向共美。

　　因此，真正的共识从来不是千篇一律，没有差异的交流会失去意义，没有包容的差异会出现隔阂。求同存异，绝不是降低原则，而是把共同点建立在对差异的尊重之上；尊重差异，也不是各行其是，而是在共同规则中保有自身特点。“和而不同”的智慧，就在于既不以“同”消除“异”，也不以“异”拒绝“和”，而是在差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在多样中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并行不悖

　　在相互尊重中和谐共处

　　“并行不悖”回答如何实现共处。“道并行而不相悖”出自《礼记·中庸》，强调不同事物、不同道路各有其理，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体现了中华文明处理差异关系的包容智慧。这种智慧首先体现为“不以己度人”。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处理关系时先设身处地考虑他者；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倡导以相互关爱、相互有利化解彼此对立；老子以水为喻，提出“上善若水”，强调顺势而行、利物不争；荀子则说“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强调以合宜之“道”协调关系。虽立论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道理：各得其宜、彼此成就。这一原则由个人交往推及社会治理，再延伸到国与国之间，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正是“并行不悖”的体现。佛教传入中国后，没有简单照搬印度原有形态，而是在与儒家、道家思想长期交流中形成中国佛教；唐代玄奘西行求法、鉴真东渡传教，既推动了文化传播，也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明代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西方数学知识由此进入中国知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天文、历法等知识也通过交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开放并不意味着失去主体性。《周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揭示了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开放交流不是改变自身以适应他者，而是在守正基础上因时而变、因势而新。中华文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但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自身需要加以选择、转化。外来文化只有经过本土实践和文化传统的消化，才能真正成为自身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智慧也体现在当代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实践中。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应邀访美期间，深刻阐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不同国家追求发展的目标并非天然冲突，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中实现相互成就。从个人相处到文明交往，“并行不悖”都意味着可以有不同道路，但不能把差异本身当成冲突的理由。文明之间需要交流而非隔绝，需要互鉴而非排斥，需要对话而非对抗，为当今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世界各国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塑造成一个模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平等交流，是避免文明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

　　协和万邦

　　在文明互鉴中实现共生

　　通过“和而不同”“并行不悖”的交往实践，最终是为了追求“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寄寓着人民和睦相处、各国友好往来的理想，“协和”不是要求各方变成一样，而是在差异中协调关系、在交往中求得共同安定。从孔子的“泛爱众”、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到张载的“民胞物与”，中华文明不断将“仁爱”由亲亲推及天下，形成由个人修身通向天下关怀的思想传统。中华文明中的“天下”，没有局限于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更寄托着“天下为公”的治理理念，形成独特的以“公”“仁”“和”为重要旨归的天下观，在承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互学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并在当代凝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这种天下观并非停留于思想层面的自我表达，而是转化为当代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实践。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中和谐共处。中国推动联合国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良渚论坛等多层次文明交流平台，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联合考古、经典著作互译等合作，让文明交流从理念倡导走向机制建设。这一实践也体现于中国参与和推动多边合作。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上指出，“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并主办第十九次会晤，以金砖合作为代表的多边机制，正成为中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不同发展道路相互借鉴的重要平台。

　　从“和而不同”到“并行不悖”，再到“协和万邦”，贯穿其中的是中华文明对差异的尊重、对共处的追求和对共生的向往。今天，中国以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时代之变，正是把中华文明关于差异、共处与共生的思想智慧转化为当代实践，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鉴中彼此成就、在合作中共同发展。

　　（作者丁雪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作者何畏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