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在革命动荡的年代，他们都曾下南洋谋生，在异乡尝尽人间冷暖，他们不约而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紧密相连。他们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间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书写担当。

　　庄田、符确坚、云广英，三位琼籍红军干部，从椰风海韵走向万里征途，在长征路上留下了海南儿女的光辉足迹。

　　庄田   三次过草地 打仗有一套

　　走进万宁市万城镇红专中街万宁革命烈士陵园内的庄田将军纪念馆，庄田将军雕像庄严肃穆，参观的群众纷纷仰望致敬。

　　庄田，1906年生于万宁龙滚文渊村（旧称风烟村），1923年到新加坡谋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庄田领导的红七团加入长征行列，在左侧执行掩护全军的任务。

　　中共万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股股长刘娇雅表示，为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突破重重封锁，庄田率部从江西于都到贵州湄潭的80多天里，多次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庄田纪念馆里，一张资料图显示，瑞金武阳桥河面宽阔，桥面和桥墩却是临时简易搭建的。1934年10月8日，他率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跨过这个“红军长征第一桥”，一路掩护红军西去。

　　后来，庄田任红九军团第八团政治委员。他率领第八团脱离主力单独执行掩护任务两个多月，在金沙江、乌江等地辗转作战上千里。老木孔战斗中，他指挥第八团从拂晓等到下午2点，放过敌人前3个团，直取敌指挥机关，不到20分钟将其打掉，又同七团合力吃掉敌2个团。这一仗是红九军团转危为安的关键一战，庄田的指挥得到军团首长称赞。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庄田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当时，由于左路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分裂红军，他们反反复复过了3次草地。庄田曾回忆，过草地时红军已极度虚弱，每天都死人。没有吃的，他自己的马都拿来吃了，然后就煮皮带，切成小块，硬邦邦的。最困难时，他腿部受伤严重不能行走，团长董振堂说：“谁都能扔下，庄田不能扔。他会打仗。”硬是叫人抬他过雪山。

　　1936年10月，为执行战略牵敌和回旋任务，他随西路军总部渡过黄河进行西征，与强敌作战数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37年3月辗转回到延安。

　　符确坚　　一双扁平足 万里征途

　　在文昌市潭牛人民革命纪念园内，符确坚将军雕像与纪念亭静静伫立，默默诉说着这位革命将领的峥嵘一生。其中包括他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辉岁月。

　　符确坚，原名符敦秀，文昌潭牛考经村人，1906年生，1925年到新加坡谋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28岁的符确坚随中央机关第二纵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路上行军部队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有时穿过森林密布的悬崖峭壁，有时进入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有时深夜冒着大雨寒风行军。符确坚和战友们忍受着身体被横生的荆棘划出伤口、脚底被尖锐的山石磨出血泡的疼痛，咬牙坚持往前走。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的是，符确坚长着一双扁平足，就是平日里走路也比旁人多几分艰辛，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长途跋涉，对他的考验可想而知。

　　部队到了湖南后，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宣传革命道理，扩大红军影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并为此组建了没收委员会。他被任命为没收委员会保管科科长，认真负责，管理得井井有条。

　　1935年8月，部队进入了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暴风雨时常来袭。几十天的草地行军，经常看不见一栋房子、一个居民。符确坚脚底满布的血泡在雨水浸泡下，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实在走不动了，他就默默攥着驴或马匹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后面，不曾叫过一声苦。

　　长征途中，符确坚几次病倒。部队进入贵州土城时，他甚至不得不暂时离开队伍到卫生部治病。在疗养期间，他主动请缨负责民运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打前站、筹粮草等任务。

　　符确坚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字，曾被安排在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哪怕在长征途中，他也没忘掉自己的本职，白天跟着队伍急行军，夜里将士们倒头昏睡时，他点起一盏小灯，强忍困意誊写文书，镌刻钢板，印刷战报，常常熬了一夜，第二天又得跟着队伍向前开进。

　　云广英　　一句“最走运” 一路艰辛

　　走进文昌市会文镇朝奎村的云广英故居，他85载的人生，被浓缩在文字与图片间。故居里的照片，大多定格于他后半生的岁月；而那段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历，虽未留存在影像之中，却静静藏在文字里，等着来人驻足品读。

　　云广英原名云昌旭，1905年出生，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入党。1933年调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

　　1934年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苏区四所学校合并组成干部团，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云广英被编入干部团，担任特科营政治教员。

　　云广英的儿子云奋荣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父亲很少讲革命经历，提及长征只说自己“最走运”，因为“不用打仗”。云广英属于文职人员，干部团中部分人确实没有直接的作战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安逸和安全。干部团在湘江战役后开始参加战斗，在遵义会议后的几个严峻关头，分别参加了与国民党郭勋祺部、吴奇伟部的战斗，及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一战。

　　云广英说“不用打仗”，或许只是他不愿夸饰的个性使然。其曾表示：长征时自己跟别人一样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吃，能活下来很不容易。一个说自己“走运”的人，其实和所有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最艰苦的路。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云广英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

　　庄田三过草地，符确坚以扁平之足丈量万里，云广英自谦“走运”却走过最艰难的路。三位琼籍红军将士，从南洋漂泊到投身革命，从椰风海韵到雪山草地，虽经历了不同的长征故事，却指向同一种精神内核：信仰如炬，征途如歌。

　　他们用脚步丈量信仰的高度，用生命书写担当的重量。今天，当我们走进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仰望雕像、驻足品读，那段峥嵘岁月依然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