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话题缘起 　　司徒雷登遗骨归葬中国 　　近日，很多媒体都刊登了司徒雷登先生归葬中国的消息。“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回到中国安葬，是他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11月17日，根据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11月18日《钱江晚报》） 　　距1962年司徒雷登去世，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他老先生又“回来”了，这可以说是道归原有，得遂所愿。 　　不少埋葬在云南边陲的盟军抗日烈士，常有美国亲人、战友、后代不远万里前来拜谒，司徒雷登先生虽然毕生从事传教、文教事业，但他的贡献，也和抗日烈士一样，伟岸崇高，令人景仰。 　　拨开误会的迷雾 　　杜鲁门虽然愚笨粗鄙，但他也说了一句实话：“美国人民对中国一向是友好的。不少美国传教士、医生和教授曾在中国住过很多年，他们所努力宣传的基督教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国内人民的热忱支持。”（《杜鲁门回忆录》，下册75页，东方出版社中译本） 　　这些友好的使者当中，毫无疑问也包括司徒雷登。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他的父辈，则是在同治年间就来到中国。司徒讲一口纯正的杭州方言，据说他11岁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的时候，一副纯种美国人的样子，却不会说英语，还被同学们讥笑为怪物。不到而立之年，他又返回中国，传教、办大学，直到1949年8月离开中国。 　　文教事业的巨人 　　晚清时期，北京有三所基督教文化的大学，即汇文大学、协和大学、协和女子大学。民国初年因形势的变迁，三校决定合并办成一所完备的大学，这就是燕京大学。学校从南京金陵神学院请来司徒雷登先生，主持校务。 　　梅贻宝先生《我与燕京大学》一文说“司徒先生出身于杭州，学贯中西，用中文演讲，顺口引经据典，颇受听众称道。他为人和蔼可亲，有长者之风。办事方面高瞻远瞩，很有魄力。”司徒雷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备极推崇，他献身于高等教育事业，也是因为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钦仰。在他的努力下将该校从城内狭窄的地段搬迁到海淀风景区，与清华园和圆明园相邻。当时燕京大学门口的校名，系自蔡元培先生手笔。 　　今天的北京大学又称燕园，为什么呢？原来现在的北大所在，就是以前的燕大校址。所谓燕园包括淑春园、勺园、朗润园、镜春园、鸣鹤园、蔚秀园、畅春园、承泽园等。湖光塔影，草木滴翠，生机盎然。 　　到了1926年，校务气象一新。因为司徒雷登的关系，美国若干文化教育机构，也从资金方面支持，充实藏书，推进研究计划。由于资金充足，较之当时其他大学而言有不可及之处，各学院聘请到诸多顶尖人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有之，与北大、清华鼎足而三。 　　司徒先生对中国文教事业，也加入了新的现代化的元素。他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美因素，和西方的民主意识相嫁接，从而改掉旧有的抱残守缺的习惯。所谓大师必然是改变了人类美学标准的人，是开拓了我们视野的人。他极为重视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倡导公民社会的建立，在大学中培育自由思考的空间。 　　司徒雷登办学全力以赴，在燕大三十余年的历程中，始终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燕大先后吸引了许多知名教授，诸如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莹、容庚、徐中舒、雷洁琼、许仕廉、吴文藻、张东荪、洪煨莲、顾颉刚、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冯友兰、钱穆、邓之诚、齐思和、翁独健……在成都期间还有陈寅恪等等，难以尽数；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中一代出类拔萃的知名人士……燕京大学本科及研究院的成绩非常可观，它所培养出的学生，后来都在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领跑，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堪称群星荟萃。 　　抗战中的坚守 　　1937年北京沦陷后，燕京大学选择留在沦陷区。但留下不是投降，而是不与占领当局合作，是用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反抗奴化教育，其间陆续由燕京大学奔往敌后根据地的学子，多由司徒雷登先生指示校方解决路费，甚至还要亲自设宴饯行，叮嘱再三，关怀殷殷。因此燕京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有论者认为，司徒先生“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足够的敬意。 　　燕京大学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了筹措抗战物资，得到司徒雷登的无私帮助。英籍教授林迈可在抗战军兴时来到中国，起先就住在司徒雷登的寓所。随后他将二十九军遗留的抗战军用物资，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到西山后转交给八路军。林迈可本人后来转赴延安，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 　　随后学校逐渐面临经费严重紧缺的压力，日军曾派员以注入巨额经费引诱司徒投降，而他根本不予理会。 　　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大打出手，对文教机关也撕下其最后一点伪装。1941年12月初，日寇对燕京大学实施武装占领。1941年12月9日，司徒雷登正要从天津燕大校友会返校之际，日本宪兵找到他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回北平，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关押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方才获释。这时，他已坐牢长达三年零八个月了。 　　抓走校长后，日本宪兵又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学校解散，同时大肆搜捕具有抗日意识和抗战言论的教授、学生。 　　日寇占领燕大后，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所有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没有气馁消极，他们陆续潜往内地，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坝共汇聚了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高校，被称为抗战时期昆明之外的另一所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的校长由梅贻宝担任。华西坝人文荟萃，校园风光旖旎，海内外都负盛名，仍然继承和发扬着燕大可贵的崇尚自由民主的校风。 　　内迁后的燕大负责人梅贻宝，1900年生，1997年逝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务主任、文学院长，1942年他在成都出任重建的燕大代校长。 　　1942年，梅校长聘请著名学者陈寅恪到燕京大学任教。不久陈寅恪双目失明，住院治疗。燕大学生轮班前往医院守护，陈寅恪对梅贻宝感叹道：“不料你们燕京这样的教会学校，倒也讲究尊师敬道。”其实这正是司徒雷登历来倡导的中西文化嫁接出的佳葩。 　　顺便说一下，梅先生的亲哥哥就是梅贻琦，更是名重一时的教育界巨子。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校长，后在昆明任西南联大校长，一直连任到1948年，一共当了18年的清华大学校长。 　　处变不惊，弦诵不辍，抗战是对师生意志和毅力的考验。燕大迁移到成都后，为抗战培养了许多急需的人才，同时也加速了西南边疆文教事业的发展，打破原先的封闭状态，有力支持了大后方各个方面的建设。无论在北平还是在成都，司徒雷登所倡导的自由的精神，严谨的学风，浓厚的民主空气，始终是学校师生所坚持的精神旗帜。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继续担任回迁的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接替的前一个驻华大使是赫尔利。赫尔利是陆军部长出身的行政专家，他在回到华盛顿后于1946年初辞去大使一职。 　　赫尔利辞职后，中间隔着一个马歇尔，作为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前往中国协调国共两党的争端。调停的结果并无实效，战争在扩大。赫尔利甚至去过延安谈判，为当时舆论瞩目的焦点；马歇尔是声望极高的军界人物，但他们尚且功亏一篑；当文教界出身的司徒雷登接棒的时候，形势自然更令他为难，较之他的前任，他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时代潮流浩荡，他也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维护和平是他所愿，而作为大使必须执行既定国策，他的处境令他很少有选择的余地。 　　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也向白宫当局发回多份报告。1948年2 月6日他向国务院详细报告了蒋介石与白崇禧等人的矛盾，“看来他（蒋委员长）是在疑心桂系在搞阴谋反对他。这样他就疏远了、或至少是丧失了那些人的有效的合作。而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既忠于他、又忠于国事的。”（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也不见得高明，但主要还是美国政客不了解中国内在现实。当年六月份他又向美国报告了蒋先生性格所造成的施政难度，包括CC系的捣鬼，美中苏的关系，他都有报告分析，对蒋介石手下某些顽固官僚，他也作了不客气的批评。这些大多属于事务性质。 　　他作了最大的努力，1949年六月，他向黄华提出想去北平出席燕大毕业典礼。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竭诚欢迎，但当他向白宫报告时，杜鲁门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行之议。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后，他仍留驻于此，并未跟随蒋介石下野后的李宗仁政府南迁广州，目的就是试图与新中国接触。不过因为白宫政客的首鼠两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夭折，杜鲁门政府也就错过了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良机。 　　毛泽东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篇雄文所针对的，还是美国政府，而司徒作为大使，恰巧就是一个前沿的象征。该文开头这样写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驻在中国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刻，这个责任可不小。” 　　正如今天辩证的学者所言：虽然毛泽东对司徒雷登给出了“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评价，但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斗争的特定符号，一如我们应当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予重新解读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也只是把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来写的，对于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其实并未给予任何私德方面的指责。（参见2008年11月19日《大河报》）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