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和雅典，是人类政治历史天河上两颗最璀璨的流星。这两个城邦操着相同的语言，其制度和思想却差之天壤：斯巴达人崇尚国家和纪律，雅典人则追求自由和民主。 　　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希腊半岛的老大，像一对冤家似的打了几十年，最后却都成了失败者：斯巴达人陷入自己设置的怪圈，勇士多战死，一代不如一代。雅典就更差劲啦，罗马人已经打到了门口，国人还在诸神山上开会争吵不休。 　　斯巴达和雅典的悲剧，让人不禁扼腕兴叹：任何一项制度或者政策，一旦走向了极端，就变成过犹不及。自由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这一对冤家，也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从诞生之日起就仿佛两个死对头： 　　1929年之前，大家迷信“看不见的手”，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啥也不管的政府，摩根、杜邦、洛克菲勒等家族一个个都富可敌国，结果搞出个垄断和生产相对过剩。到了大萧条来临，凯恩斯主义正式诞生，政府干预又成了救命稻草。罗斯福干脆宣称，今天挖沟，明天再雇人填上，也一样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过度的福利政策、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结果，造成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的活力减退，滞涨流行，凯恩斯的神话破灭。 　　自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自由主义经济学又重新大行其道，欧美甚少例外，而且成绩不错。 　　到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家转头一看，原来全是自由主义惹的祸啊，于是“市场失灵”、“华尔街的贪婪”等高帽又翻天而下。格老执掌美联储数十年，美誉如云，光荣退休，似已盖棺定论。岂料天有不测风云，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海啸又把他给牵了出来，到国会作证，承认错误。整个是秋后算账。市场一败如此，你政府总不能坐视不管吧，于是众口一词，高呼“救市”。各国政府也顺应民意，振臂而起。 　　经济学这玩意，虽然经常爱披着科学的外衣出现，其本质还是一门哲学、历史和艺术。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你说有绝对的对错乎？极度的放任和过分的干涉，就像当年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样，恐怕都没啥好果子吃。  　　上世纪以来的走势，是大家在繁荣时都希望放任自流，衰退时又一股脑冀望于国家干预。但经济周期这东西，借用奥地利学派伟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老先生的一句话，不是能够随意割掉的扁桃体也，而乃是错落有序的心跳。若没有心脏的起伏波动，能有人体血脉的畅通乎？依本人所见，不妨在上行周期时多想想国家控制，以防非理性繁荣；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倒是要警惕政府干预的越俎代庖和挤出效应。多少年的经验证明，政府能干好的，是恢复信心、打破管制、引导结构。而微观主体的决策和价格决定，则是市场的功能。最近已经有激进的救市派喊出把利率降到零，赶出存款去消费的口号啦，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办法，跟斯巴达用饲料一样的血汤去驱赶士兵上战场一样，能有啥好结果？如果到时候死了的都是龙种，剩下的是一堆跳蚤，可乎？ 　　□ 赵逸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