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冲击甚大，春节前已有2000多万农民工提前返乡，春节后又潮水般涌回城市。一些执迷不悟的学者和城市决策者，一些“农村是中国大后方”的乌托邦浪漫主义者仍然在那儿弹冠相庆：农民返乡了，没有成为城市的“隐患”。 　　持此论者，排斥应该给进城农民平等国民待遇的迁徙自由，只把他们当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 　　实际上，在不少农村，农民已然已非“农”民，种粮等农业已然成为农民名副其实的副业。但即便是自主创业，在城市创业也比在农村创业成本低见效快。无论是交通物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信息体系、劳动力市场、用水、用电、产业分工、行政服务、文化娱乐等等，农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本次北方大旱，别说回乡创业，农村就是人畜饮水都困难。此外，投资农副渔业周期长，农村人口少，资金周转慢，因此要求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而城市则因为人流量大，资金周转快，倒更适合小本经营。因此，在城市创业的经济门槛、技术门槛和信息门槛等反而比在农村创业要求低得多！劳动力进城，资本回乡，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赤手空拳的人们是不可能“回乡创业”的，回乡创业需要资金、经验、技术、人脉的强力支撑，那是“功成名就”者的活儿，而那些人，早已经是各地招商引资的对象，并非到了今日经济危机才“回乡创业”。 　　除了经济原因，第二、第三代农民工把根留在城市，还有更为根本的文化原因。即使工资相同，即使大中城市生活成本比家乡的小城镇更高，不少农民工第三代也不愿意留在家乡小城镇工作，更愿意到珠三角、长三角的大中城市发展。正如阿根廷的法律教授玛里亚诺·格龙多纳所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用经济逻辑来解释，长期的经济行为，经济逻辑解释不了，一定会进入文化逻辑。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是文化价值观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可以说是文化环境，决定了农民工第三代的选择。“故乡没意思”，已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第二、第三代的共同感受。 　　现实也正在粉碎农村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和“现实虚构”。《南方农村报》近日消息说，别说是回乡自主创业，就是家乡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们，广东第三代农民工宁可在珠三角失业，也不愿回乡工作，不少农民工认为珠三角比家乡更精彩，出去发展更有意义。第二代农民工的状况大同小异。《南方日报》也报道称，第二代农民工多半不愿返乡，已习惯城市不会种地。消息来源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9万份，回收80117份。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即使面临城市的失业危机，在30年乃至50年不遇的大旱面前，农民的抗旱热情并不高，因为种粮一年的收入，还不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这样的情况在本次遭遇旱灾的山东、河北、安徽主要的粮食产区普遍存在。 　　农民普遍对种粮、对抗旱的“隔膜”态度，正说明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存隐患。国家再好的粮食政策和农业、农村政策，再优秀的农业技术力量，分散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有的地方会多一些）的农民身上，都会变得轻飘飘无足轻重，对农民的收入构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则中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只会越来越低。因此，如何通过土地制度革新，促进规模经营，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提高种粮等农业的规模效益和整体收益，已然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直面的严峻考验。 　　同时，试图将农民拴在土地上的想法，在危及粮食安全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城市对他们的户籍壁垒，使农民工的第二、第三代既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和高考升学等权利，也使城市人口素质存在降低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