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是中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也是一位冬季来海南写作的“候鸟”。椰风海韵的陪伴，让这位高产的作家可以脱离人际的喧嚣，静下心来写作。日前，叶永烈所著《“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记者在他海南的家中聆听该书创作中的故事。 　　海南周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是什么原因让您对这段历史特别关注？ 　　叶永烈：“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早已降下大幕。1980年9月26日，“文革”集团的十名主犯被押上审判台。那些日子，我坐在荧光屏前，收看那举世瞩目的历史审判，发觉审判中揭露出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小说都更具有震慑力！于是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巴金《随想录》和美国威廉·夏伊勒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都给我动手创作以思想上的启发：“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希望通过写作，深刻揭露“四人帮”兴亡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 　　海南周刊：《“四人帮”兴亡》是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作品，您作此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叶永烈：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着手写作以上海“文革”十年为内容的《上海的拼搏》，但在采写过程中发现这样写具有局限性，因为《上海的拼搏》只限于上海的“文革”，而上海的“文革”听命于北京。然后就将《上海的拼搏》扩大为《“四人帮”兴亡》。后来由于题材太大，逐把“母题”分切成四个“子题”，即分成王、张、江、姚四部传记来写。 　　海南周刊：纪实小说的创作要求史实准确、立论正确。您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叶永烈：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很长，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写作中“禁区”多，采访难。 　　首先，“禁区”多。“文革”档案是“禁区”。为了穿越这个“禁区”，我多方奔走，办了许多繁杂的手续。 　　其次，采访难。采访中，最困难的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我进入过监狱、劳动工厂采访，不仅手续繁杂，而且办好手续后，这些人物都有很深的戒备心理，都是疑虑重重，不问不答，不愿录音，更不同意拍照。 　　尤其是对陈伯达采访，那是经历了很曲折的过程的。陈伯达身份特殊，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国家对他的人身保护是很严密的，不允许人随便打搅。更困难的是陈伯达本人不愿接受采访，更不愿谈及那不堪的往事。 　　我在去北京采访陈伯达前，充分做足了功课，研读陈伯达专案的相关材料和陈伯达的著作。到北京后并不直接采访陈伯达本人，而是打起“外围战”，即采访陈伯达的警卫员、亲人朋友等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包括他的性格喜好等。在采访时，尊重被采访者，摆正采访意图。还有，注意采访技巧，寻找询问的切入点，把握现场气氛。比如开始时，我对陈伯达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北京大学。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向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陈伯达听后，哈哈大笑。顿时，原本尴尬的采访气氛一下轻松起来。接下来的采访顺利很多。 　　海南周刊：您写“四人帮”，“死材料”得来尚且不容易，从当事人采访到第一手信息更难。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一“工程”，主要得益于什么？ 　　叶永烈：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了我很大支持。上海作协要我写报告，报告写了好几次，开列采访名单，这个名单大概有100多人吧，包括要求查阅哪些范围档案、资料。之后，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在报告上盖章，我就凭这份介绍信去采访。一些重要单位连介绍信也不管用。后来基本就没有凭任何介绍信了，我去北京都是住公安部的招待所，公安部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 　　海南周刊：写作这本书，您采访了很多人，普通老百姓对“四人帮”最一致的评价是怎样的？ 　　叶永烈：老百姓没有一个对“四人帮”表示好感的，只有今天一些不懂事、叛逆的小青年才会胡说八道。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些年轻人呼“江青是杰出的女性”、“姚老，您走好！”，殊不知只要他们仍在台上，我们还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推行的那一套极“左”的思想路线对中国造成了多严重的危害。 　　著名作家叶永烈，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完成的180万字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关于“四人帮”的纪实长篇，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作品。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进行写作，希望通过对“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 　　《“四人帮”兴亡》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