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9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9月8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但是，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她不住钓鱼台，住中南海。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 　　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9月8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载入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9月8日下午6时多──离毛泽东去世只有5个多小时，江青却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  　　据说，江青获得“情报”:有“特务”在那里搞她的“情报”，搞中共中央的“情报”！  　　江青所说的“特务”，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  　　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  　　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在新华印刷厂排印。 　　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为的是在那里“查特务”！  　　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韩致仁、李同彦、赵家玉、伊淑珍、姜信之、张世忠、葛运通、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说:  　　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引者注:在唐山地震之后，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  　　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连秀荣同志赶来时，江对连发脾气。江说:“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从大寨来。”  　　当迟群、谢静宜来了以后，江急着问迟群:“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江青拿过材料批划。江与迟、谢三人低语一阵子。  　　后来，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  　　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  　　又问迟、谢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  　　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  　　医生们忙于抢救垂死的毛泽东。  　　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夜深离去。 　　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  　　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十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 　　后来，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  　　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姚文元所述，应当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三十八年的夫妻感情。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1976年，长达四十一年。  　　 　　摘自叶永烈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 　　精品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