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辉日前质疑“国家大师”虚报年龄、曾因“猥亵、强奸妇女”入狱、学术成就也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此事引起了文化界极大关注。“百岁老人”文怀沙针对李辉的公开质疑，已发表简单声明来回应，称自己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1910年1月15日，“其他歧说，俱不足信”。对此，李辉表示，文怀沙并未全面回答他的质疑，他将再度撰文……(2月22日《新民晚报》) 　　一来一回，或刚或柔，场内打得热闹，读者看得心惊。文怀沙助手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拒绝对此发表看法。”不过，到底谁清谁浊，我这局外之人，实在看不出来。在一切没有权威界定之前，我很担心，由此掀起的舆论风暴，很可能变异成一场文化的话语暴力。 　　公众之所以对当年文革中那些“话语暴力”那么痛恨，是因为话语暴力会对人格尊严、人性伦理、权利保障构成巨大戕害。所以，真正告别话语暴力，在理性与自由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始终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我看来，话语暴力产生的文化土壤，来自两个层面的挤压。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权力强势剥夺了话语表达的独立和自由，形成对公众话语权的剥夺；此外，就是一些公众在行使话语权之时，容易陷入某种线性的单一逻辑，对社会现象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缺乏理性的判断，从而使话语中包含某种暴力的成分，对他人产生意外挫伤。 　　学者李辉质疑“国家大师”的那些问题，都发生在特定年代。没有任何文化现象能够规避特定的时代的民主与法制的进程而独立运行。今天再面对那些历史事件，当然必须以时代文明的视角加以审视。这里面有一个起码前提，就是不能规避历史真相。对于文化当事人来说，也只有直面历史真实，才能不让今日文化陷于某种精神无根的迷乱中。 　　所以，对于李辉与文怀沙之间的争议，当务之急，是不能仅由他们俩自说自话，而应该提倡由此进行更为充分的举证表达，来避免这场纷争形成特定的文化话语权垄断现象。不论是对于个体，还是一个组织，拥有话语权，都不是一定要在话语博弈中占据强势地位，来剥夺他人的表达自由。要想让这样的争议不产生话语暴力，就须在法律框架内，在充分尊重各种权利的基础上，让公众平等进行交流对话。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说明，一个充斥着话语斗殴的社会，是很容易制造出文化暴力事件的。要避免失却起码理性的话语斗殴现象，就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的自由表达权，就必须在民主与法律的框架下，使文化研究与学术竞争都获得源头活水。也只有自由与权利，才不会制造太多的话语暴力，才能让公众看清楚，“大师”到底是怎样的面目。 　　□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