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著名教育家、化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老先生再鼓余勇，针对目前乱象丛生的高等教育现状，于南方某著名媒体上发表了一份振聋发聩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引发舆论关注。 　　刘老先生一向被中国教育界视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初执高等教育改革大纛的领军人物之一。据闻，他治下的武汉大学迎来了继193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然，先驱者的宿命似乎很难摆脱失败的运数。后来，刘道玉校长因所谓的“改革激进”等原因，黯然去职。 　　刘道玉虽然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光荣的“烈士”，但是他在武大的实践也表明：即便是在风气初开的1980年代初，一所大学只要有一位真想做事和真能做事的校长，还是可以在象牙之塔里打造出一片“小阳春”的。同时，刘老先生当年的一番积极作为，也再次印证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尽管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已沉疴难起，但倘若从大学领导人这个角度来分析，缺少一批具有宏大的战略眼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长袖善舞的领导能力的大学校长，正是其至为关键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现代大学的起源地，欧美国家的大学校长对于大学来说，堪称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英语里“大学校长”和一国的“总统”是同一个词汇“president”，便映出大学校长在公众眼中的崇高地位来。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在这些国家做总统有时反倒容易些，而要做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则往往至为困难。因为大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这个人必须至少同时具备以下各种素质：首先，他必须是位既学有专长，同时知识面又较为渊博的著名学者；其次，他要有管理和协调知识精英的特殊才能；再次，他必须是个职业外交家，善于处理学校和政府等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 　　假若上述粗线条的描述诚为不谬的话，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当今中国大学的列位校长，其中完全合格的恐怕不会很多。以我有限的阅历妄断，我们当下许多大学的所谓“校长”，更多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官员而已。 　　记得胡适先生在生前曾经说过“长坂坡里没有了赵子龙”之类的话。说一个缺少了英雄赵子龙的“长坂坡”，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的“长坂坡”了，而是一个平庸无意义的“长坂坡”。胡先生此语生动地道出了一个特殊人物所具备的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 　　如果我们把胡适的这句话用于中国眼下的大学教育问题上，是不是同样也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大学之所以被人广为诟病，一个主要的软肋就在于：我们虽然仍有清华大学，但却没有了梅贻琦；虽然仍有北京大学，但却没有了蔡元培和胡适；虽然仍有浙江大学，但却没有了竺可桢；虽然仍有南开大学，但却没有了张伯苓。好不容易在1980年代出了个“不愿做武汉市长、只愿做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但其后来的结局从世俗的意义上说，似乎也实在难说功德圆满。 　　正像没有了赵子龙的“长坂坡”注定是一处平庸的“长坂坡”一样，没有了梅贻琦、蔡元培这样的校长的中国当代大学，也就只能办成类似于高级“职业培训所”的机构，成为“只认识权和钱，骨子里并不崇尚知识和学问”的准名利场，成为批量制造“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乃至于像某大学教授孙东东那样的势利小人的大染缸。 　　因此，要使中国的大学真正回归到“象牙塔”，回归到大学精神的本位，除了要彻底改革当前中国大学的运作体制之外，我以为最为关键的一点也许是要期待出现一批像竺可桢、张伯苓乃至刘道玉这样的大学校长。非如此，则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要想跃上世界上最先进的行列，那实在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学术老鼠屎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