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生们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但像陈独秀那样，以北大文科学长和著名文化人的身份，亲自到街头散发传单，仍然足以骇人听闻，或许还会为那些温文尔雅的教授们所不齿。 　　如果说狭义的五四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是迫使北洋政府没敢在巴黎和会的协议上签字，从而确保了国家利益不受侵害，那么广义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则远非如此短暂。它是深远的，长久的，它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与科学这种普世价值的大推广，是一场真正的启蒙运动。古老的中国在这种必须的启蒙中开始苏醒，而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个体的力量，完成了这一启蒙。 　　世上最难堪之事，莫过于美人迟暮，英雄末路。1942年，当半个中国沦为焦土，救亡图存成为扣人心弦的主题时，在偏远闭塞的江津县一个叫石墙院的小地方，一个老人走到了油枯灯灭的人生尽头。在那个阴晴不定的春夏之交，当地村民时常看到这个一袭长衫的枯瘦老者从杨家老宅子高大的门楣下走出来，在田间地头散步。病怏怏的老人偶尔会走到路旁的鸡毛小店里，和赶场的村民说几句闲话。但是，当地人很难听懂老人浓重的下江口音。先前，村民都以为这位干瘦老人是逃难的富翁或官员，因为不时有滑竿抬着衣着光鲜的体面人，前来拜访他。几个月后，当老人去世时，大批政界、文化界、知识界精英，乘坐几个小时的上水轮船，从陪都来到江津，为老人举丧致哀。至此，村民们才知道，这位他们平时尊称为陈先生的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毛泽东称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就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远在江津以外几千里的陕北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以后，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虽然陈独秀已然无法听到毛的高调评价，但对后人而言，毛泽东的两次总司令之谓，实乃打开陈独秀与五四运动大门之钥匙。 　　很显然，毛泽东第一次所说的五四运动，乃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即1919年由北京大学学运引发的全国性罢课、罢工和罢市；毛泽东第二次所说的五四运动，乃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它即包括了狭义的五四运动，还包括了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 　　1919年初，为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问题而举行的和会在巴黎举行，中国属于胜利一方的协约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提出了包括归还租借地和废除势力范围在内的几点要求。但是，在英法美日的操纵下，和会不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还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原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由北洋政府派出的中国代表，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顿起掀然大波。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大会，商定出四条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次日齐集天安门示威。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旗帜招展，学生们打出了“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政府惩办亲日的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天安门示威后，部分学生前往曹宅，曹不在家，恰好遇到章宗祥。在痛打章宗祥后，学生们放火烧了曹宅。随后，军警逮捕学生32人。 　　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引起了全国性的连锁反应：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随即，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城市的学生也加入到示威抗议行列。5月19日，北京各校同时罢课，并向各省发出罢课宣言。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再次涌向街头，军警逮捕170多人。4日，又逮捕800余人。但政府的高压换来的是更加激烈的大规模抗议，并很快从学运发展为工运：5日，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前后约有六、七万之众。庚即，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和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也相继罢工和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宣布联合其他地区，举行更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和罢市。在此前后，全国共有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遥相呼应。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曹、陆、章三人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圆满成功。 　　狭义的五四运动，以5月3日之夜的预备会议和5月4日的游行为标志。这两起事件的组织者为段锡朋、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他们都是受教于陈独秀的学生。特别是傅斯年和罗家伦创办的“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更是直接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陈独秀就和李大钊创办了一份专门报道和评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提出《每周评论》的主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巴黎和会的决定，无疑是强权对公理的公然践踏，而五四运动，庶几也可看作是以国家安危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在渴求公理的梦想破灭后的正常反应。5月4日之前，当获悉学生们即将举行示威游行，陈独秀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从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一个月内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5月11日，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人的情况，列数了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曹章陆三人，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洋政府。 　　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中英两种文字对照的传单。两天后，他来到北京闹市区，登高一呼，四处散发。在《宣言》中，陈独秀提出了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并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不仅要免除曹、章、陆三人职务，还要免除掌握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等人职务，“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就在散发传单时，陈独秀被捕入狱。 　　为五四呐喊而被捕的北大学长  　　阅读史料，不难发现，五四前后的公众知识份子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或者限于在报章上呐喊助威———虽然这也很重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汉子，是有头脑有思想的行动主义者。从校园到街头，从报章到传单，从深奥的理论到直朴的讲演，是他们通常的运行轨迹。陈独秀亦然。尽管学生们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但像陈独秀那样，以北大文科学长和著名文化人的身份，亲自到街头散发传单，仍然足以骇人听闻，或许还会为那些温文尔雅的教授们所不齿。但陈独秀骨子里是一个天性自溢的人，他敏感，自负，偏执，同时也富于激情和血性。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一面利用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吴炳湘的同乡关系打通关节，一面又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陈独秀。  　　就在陈独秀入狱期间，远在长沙的一个青年，非常激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以示支持和景仰：“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好，新文化运动的总策划也罢，今天我们考察陈独秀的思想，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清晰的脉胳：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为了摆脱豆剖瓜分的可悲下场，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挣扎：但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洋务运动，无论是百日维新还是义和团，乃至距离五四爆发只有几年时间的辛亥革命，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古老的中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沼不可自拔。当此之时，有思想的知识份子如陈独秀，必然会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那就是追寻和思索中国的出路何在。正是在这种追寻和思索中，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发现了来自西方的两大足以改变国运的法宝，那就是民主和科学。 　　创办《新青年》 引领新思想 　　1915年9月，一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在上海诞生，一年后，改名《新青年》。这本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刊物，它的灵魂人物就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陈独秀撰文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和用科学与理性制定事物的主张，号召青年人“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１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站在今天的视角看，《新青年》无异于闪烁于那个暮气沉沉的社会的一朵荧火，或是投入一潭死水中击起层层涟漪的石头，它的新思想、新文风，对当时的青年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日后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就从阅读《新青年》上的文字开始，从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走到了天安门城楼。很多年后，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承认，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有人把陈独秀称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这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象征：陈独秀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来了火种，自己却忍受着无边的苦难。 　　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在全国各地都不泛其人。见贤思齐，他们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亦如雨后春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思想的传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又如润物无声的春雨，它从最细微却是最深刻之处，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世界。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九十年过去了，斯人已逝，当我们回望陈独秀们杳杳远去却依然清晰的背影时，常常忍不住低下头来，为自身的不洁与琐屑而忧伤。 　　文/本刊特约撰稿 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