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先驱们或保守，或激进，或理性，或张扬，五四运动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五四先驱，尤其是蔡元培先生，从一个居人之上的士大夫阶层，到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怀有新思想的思想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这生命历程和人生轨迹，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揣摩和景仰。清明时节，蔡元培的侄外孙叶能源先生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他心目中景仰的蔡元培先生。 　　清明时节，经友人引见，海南日报记者得以在海口与蔡元培的亲人见面。一个精神朗健、与蔡元培先生形貌相似的古稀老者出现在记者面前，他就是蔡元培的侄外孙叶能源先生。 　　回望外爷爷精神遗产 　　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叶能源，其父叶允竟是我国著名的机电专家，解放初期曾任武汉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主任。祖籍文昌铺前的叶允竟原名叶用镜，192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获公费到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叶先生良好的学术背景和正直的人品，让他成为蔡元培在上海的家中客人。蔡元培的侄女蔡静真，其父为蔡元培的三弟蔡元坚。正当妙龄的蔡静真，经人介绍认识了风度翩翩的叶教授。 　　“我曾外祖父共生三兄弟，老二是蔡元培，我外祖父是老三。这是1935年我父母在上海结婚时的照片，蔡元培当年送给他们的书法和礼物，经过战乱与文革，早已不知去向。蔡元培写得一手好书法，我年轻时还见过，他和我父母的合影也找不到了。”叶能源先生十分诚恳而惋惜地说。 　　由于叶蔡两家的联姻，让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海南岛，与一代宗师、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蔡元培先生有了一种亲近的联系。叶先生和蔡静真唯一的儿子叶能源，成为海南见证一个时代的口述者。 　　满口成都口音普通话的叶能源，退休后离开成都的家回到故乡海南。他几乎像一个隐居者一样，从未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家族身份。叶能源的名字很“科学”。他说，蔡元培先生1940年3月在香港去世时，他才三岁。但这位外爷爷的精神力量在他的成长经历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从懂事开始，身边就有一套《蔡元培全集》陪伴着我，他所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精神对我后来的专业选择和人生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小梦想当科学家的叶能源，195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部队当研究人员。1970年，“文革”时期的叶能源也难逃厄运，他被迫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和蔡元培的亲属关系曾带给他很多不公的待遇。　　 　　叶能源先生说，一生致力于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蔡元培先生，是清末进士，1868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山阴县。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回绍兴就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后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并发表了《对于新教育的意见》。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风气为之一变，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之后，他还试行大学区制，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论文，贡献巨大。他生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路经风沐雨，却始终信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 　　1970年代末，台湾诗人余光中及其友人怀着敬意来到埋葬蔡元培先生的华人坟场凭吊，在香港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其中的句子：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30多年前，外爷爷蔡元培的坟墓弃之荒野被杂草掩埋，连守墓人也不知他是何许人的时候，他的灵魂是何等地寂寞。他在香港一隅独守时光几十年，直到五四运动重新被审视的今日，回望先生的精神遗产更令今人惭愧和深思。”叶能源以一个晚辈的口吻叙述着，让人感觉经历风雨之后的淡薄与宁静。 　　重读《我是怎样做北京大学校长的》 　　叶能源手中有一份蔡元培书稿，那就是蔡先生影响深远的《我是怎样做北京大学校长的》一文。先生朴实的文风，诚挚的责任心和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仍让人心灵震撼。 　　先生在文中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90多年前如北京大学者，便有如此严重的恶习，这让人对照起当今大学的一些流弊来，原来源流有自，国民性的改造，大学精神的普及，依然任重而道远。叶能源说，蔡元培先生关于大学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是他教育思想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成就北大百年光荣。可以说，陈寅恪先生一生坚持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与他推崇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纠正一些师生的不良习惯，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为了活跃学生业余生活，他推动设立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对美育教育也是开风气之先；他首先开设了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等，同意出版《新潮》、《国民》杂志，借以发扬学生的自动自觉精神。而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尤为现代中国大学所缺乏，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蔡元培先生的现实意义。” 　　北大名片：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独树一帜的。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杜威所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十分中肯的。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进行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不会忘记，由于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精神，北京大学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荟萃，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成为学校一大人文景观。 　　正如蔡元培在《我是怎样做北京大学校长的》一文中所谈到，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位是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便按照西方国家近现代的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圣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力。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倘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一原则的确立，学术风气大改观，至今90多年过去了，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几乎成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同义词，用一句时髦话说，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已经是蔡元培和北大的名片，他们已经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了。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在北大存在发展的好土壤，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在北大得以展开思想的翅膀，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这些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让北大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 　　叶能源先生对这位传说中的外爷爷心中满怀敬意。他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有半；中间因为时局的混乱和其他因素，他实际任职时间只有5年多。为此，蔡先生深感‘不胜惭悚’。但先生敢于独立思考、敢为天下先的‘深沉、博大、质朴、精深’的人格力量长久以来成为触动或触痛人们内心世界的敏感神经。” 　　九十年前，先驱们或保守，或激进，或理性，或张扬，五四运动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五四先驱，尤其是蔡元培先生，从一个居人之上的士大夫阶层，到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怀有新思想的思想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这生命历程和人生轨迹，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揣摩和景仰。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