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林冠群 　　上个月在央视八套播放的59集电视连续剧《郑和下西洋》，着实让不少观众过了一把瘾。但明朝在开国君王朱元璋的年代是“片板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状态，为何在他身后郑和却能远涉重洋？他出使西洋的目的或使命是什么？郑和之后中国为什么又再度闭关锁国？这一期“讲谭”，林冠群先生将细说个中原委。 　　“索马里海盗”成为最近国际间的重大新闻。4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阿威尔先生，请就有的媒体称“中国海军以剿灭海盗为由向印度洋渗透”一事，谈他的看法。阿威尔认为：“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指责，那些人显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我想和他们一起回顾一下中国明代时郑和下西洋的那段历史，郑和曾抵达过索马里和许多国家，他率领的船队带着敬意而来，没有掠夺任何东西，从未贩卖过奴隶，带来的是文化交流。中国海军在明朝时就非常强大，他们当时完全有能力占领印度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甚至是占领更广阔的领土，但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占领非洲任何一片土地。中国是一个值得人尊重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值得人尊重的文化。” 　　“片板不得下海” 　　“郑和下西洋”，这是中国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历史。阿威尔大使称“中国海军在明朝时就非常强大”，这一说法毫不夸张。据明代万历年间顾起元《客座赘语》载，当时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明代一尺约今之0.311米，所以宝船约长138米，宽56米。这一尺寸比今日的导弹驱逐舰还要大，而且船队拥有类似的大宝船达“二十三号”，宝船上计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梢人等”凡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员（祝允明《前闻记》）！ 　　以这样的规模和战斗力，在当时的南洋一带直至非洲东海岸显然是没有敌手的，所以阿威尔大使说“他们当时完全有能力占领印度洋地区的任何国家”。对比近代西方列强海外殖民地掠夺的野蛮历史，不难看出非洲人民对中国怀有敬意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一“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壮举，前后不过三十年，倏忽如电光火石，诚为历史一瞬，自此以后，始自明初的“海禁”再行关闭了锁国的大门，中华帝国又重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那么，明初的海禁是怎么回事？这主要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政治考虑。朱元璋立国后，为了宣示他的正统地位，一开始也曾派出使团到南洋诸国，向番邦收回元代的各种诏书印信等凭证，要求诸国重新向大明朝称臣纳贡，重订邦交。但其后不久，明朝却发生了所谓大臣胡惟庸“通倭叛国”的大案。这件大案的节点是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妄图推翻明政权自立为王。虽然后世史家对此结论多有质疑，但当时倭寇作为一种威胁中华帝国的外部势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上自元代，倭寇为患早已见诸记载，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惟有日本，倔强不臣。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得还者仅三人。”至明初，日本国仍是“不服王化，冥顽如初”，明朝派使臣赵秩往谕其君，竟敢戏言相向，并要杀害赵秩。 　　曾经进兵收复海南的大将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陛下神圣文武，定四海之乱，君临万国，民庶安乐，北方余孽已遁万里之外，独东南倭寇，自负夷狄之性，时出剽劫以扰沿海。陛下特命海舟翦除此寇，以奠生民。”（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于是，朱元璋对日本国下了通牒：“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设备防倭。”同时，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明史·朱纨传》），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为何要派郑和下西洋？ 　　然而，朱元璋虽下了禁海令，效果却并不理想，东南沿海的倭患时有发生，更为难治的是民间暗中与外番贸易的“通番”现象几乎是屡禁不止。这主要是因为海外贸易获利巨大，官僚从中受贿，有意放纵；其次是沿海居民生活艰难，唯有“通番”一途可以养家糊口甚至借此暴富发财；再次是南洋一带自古以来早有华人定居（有的地方甚至是华人主宰天下，雄踞一方），彼此互通信息，便于往来。有了这些因素的存在，南洋一带与中国的来往交通事实上早已冲破了朱元璋的禁海令。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虽取守势，却也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机会，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至永乐皇帝朱棣时，泱泱大国的“天朝”之势已经威加四海，无远弗届了。永乐皇帝是继朱元璋之后，明代最有魄力的帝王，其雄才大略比其父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对待诸番的态度上，他一反朱元璋的保守策略，对海禁虽不反对，却不禁止，并且他看中了对外贸易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财政资源，决定举国家之力，由政府直接出面参与对外通商。他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朱元璋时建立的“四夷馆”基础上培养使节人才，又“植桐漆树十万本于钟山，以备楼船之用。”（明朱国桢《涌潼小品》）于是开宝船厂于龙江，制造大型舰船二十多艘。 　　这些宝船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制造精良，据万历初从简所辑《殊域周咨录》载，曾在淮南清江浦看到过相传为三保太监下西洋时宝船所用过的大铁锚，“大者高八九尺，小者亦至四五尺”虽经近二百年的风雨侵蚀，仍“无丝毫之缩，直似银铸，光泽如日日用于世者”，可见制造水平之高。有了宝船，又经过精心挑选，以太监郑和为船队的“总制”。 　　郑和为回族人。据金天翮《续云南通志稿·郑和传》：“郑和，云南昆明州人也。本姓马，天方种人。祖伯颜，娶马氏。父某，有风彩，生三子四女，和于弟妹间行第三。以才智事燕王棣，赐姓郑，故人称三保太监云。”郑和其人“身长七尺，腰大三围，洪音虎步，一时无双”（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舰队直下南洋。但永乐皇帝给他的使命还不仅止于通商贸易，永乐帝通过宫廷政变夺取皇权（史称“靖难”）后，他的侄子———政敌惠帝朱允炆的失踪，使他寝食不安，有人密报惠帝已入海逃亡，所以他要郑和远出重洋，探访惠帝下落。 　　《明史·郑和传》：“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域。”这又进一步说明，宣示国威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又一个目的。原来朱元璋在位时的洪武末年，西南诸国久不来朝进贡，永乐帝决定以此次郑和下西洋为契机，重振国威，与南洋诸国重修旧好。 　　此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打击海盗。当时活跃在南海航线上往来商船以及公家的使船经常受到海盗的侵扰，给国家与民众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危险。但记载所披露的这些海盗竟然大多是早年定居海外的华人。如《明史》所载生活于三佛齐国的梁道明本身就是广东南海县人，“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又有陈祖义者，亦广东人，居于旧港。这两伙海盗“剽掠商旅，贡使往来者苦之。” 　　郑和庞大舰队的到来立刻给这两股海盗以巨大的震慑，梁道明闻风归降，远征军过苏门答剌时，陈祖义亦出降，遣使入贡。但此贼奸狡，当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舰队第一次回航时，他竟敢阴谋劫掠！经梁道明的副将施进卿的密报，使郑和得以备战，终于将其消灭。此后南洋航线帖然无事，中国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 　　丘濬曾力主开放海禁 　　郑和下西洋的三十年间，除了找不到惠帝的足迹外，基本上完成了永乐帝交给他的任务。尤其在沟通海外贸易、强国富民方面更是成效卓著。《殊域周咨录》卷九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嘉靖年间，御史林富的奏疏中更是把源自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贸易，看作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供给皇室经费，供给军饷，“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这就是林富在奏疏中列举的海外贸易三大利端，其富国之利真是捷如影响。 　　但是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明王朝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在朝贡贸易中对诸番的赏赐、在帮助南洋诸国平定祸乱所支付的费用及因战事损失的兵将、后勤支援舰队的金钱物资等等，如有人看不到（或别有用心地否定）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就会成为闭关锁国派反对开放海禁的借口。 　　现实果然如此。明宪宗成化九年，此时距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已近四十年，宪宗有感于财政的匮缺，想起了老祖宗下西洋的富国之策，命太监去查找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档案资料，打算再行通番的壮举。可是兵部尚书项忠几次派人到库房去找都找不到片纸只字，仿佛人间蒸发了。其实是职方郎中刘大夏将它藏起来了。 　　项忠追查此事，刘大夏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殊域周咨录》卷八）刘大夏果然以郑和下西洋的损失说事。此事，明李贽《续藏书》引《项忠年谱》亦有记载，但毁档案之事，《明史·刘大夏传》却说是大太监汪直欲劝宪宗征安南遭刘大夏反对，将档案藏起，非关郑和下西洋事。 　　然而，后世史家的确从此查找不到当年郑和下西洋的任何档案材料。刘大夏其人与海南先贤丘濬同朝为官，丘濬于成化、弘治年间曾力主开放海禁，利用海运，但亦遭到保守官僚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这其中显然像刘大夏这样的保守思想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但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无疑是久远而巨大的。至今南洋一带无处没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遗迹与纪念物。作为明代最具有开拓象征意义的郑和下西洋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积极评价。已故著名史学家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一是经济上有收获，二是政治上弘扬国威，三是文化传播，“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四是华侨移民增加，“使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因此，吴晗认为，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个样子”。他又援引沙劳越王查尔斯布罗克之言：“使南洋无华侨，吾人将一无所能。”（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